教育部考試中心官員解密改革背景和5大難題

　　2018年9月，本應是新高考改革第三批試點省市啟動的時間節點。

　　但兩個多月后，18個試點省份中仍有超過一半至今未宣布相關方案。河南、四川、山西、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江西、貴州、西藏等9個省份，既未明確“官宣”暫緩改革，也遲遲不見“改革動作”，被外界解讀為推遲改革試點。

　　作為通向國內大學的唯一渠道，高考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

　　2018年是新高考改革試行的第4年。按原定計劃，加上第一批2個省（上海、浙江）及第二批4個省（北京、天津、海南、山東），到2019年高考，全國將共有24個省啟動新高考，不再實行文理分科，考試科目變為“3+3（即‘6選3’）”。

　　但截至目前，第三批中只有江蘇、福建、遼寧、廣東、湖南、湖北、河北、重慶8個省市宣布并于2018年秋季學期按時啟動新高考改革。

　　試點省份緣何由18個銳減至8個？11月26日，在南京大學舉辦的“建設教育強國?培養創新人才”2018高校高中教育發展論壇上，身處新高考改革決策和實施一線的教育部考試中心評價處處長韓寧，現場解密了新高考改革政策推行的背景，并指出當前改革存在的問題。

　　韓寧說，新高考政策的產生有三個很重要的時間節點。

　　第一個時間節點即2010年，國家頒布了《國家教育改革與發展中長期規劃綱要》，這一綱要出臺的背景是：分省命題方興未艾，自主招生大戰如火如荼。而圍繞分省招生指標，各種意見尖銳對立。

　　山東省三個考生甚至狀告教育部，說為什么山東省的考分就那么高，北京人和上海人為什么上大學就那么容易？

　　同時，高考加分也引起激烈爭論，原本是為了彌補高考唯分數論的缺陷，但特長加分引起一些學校的質疑，被認為含金量不高。

　　此外，關于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纏斗不休，“這些問題推動了當時新一輪的高考改革”。韓寧說。

　　當時的《綱要》提到了三個原則，即有利于科學選拔人才、促進學生健康發展、維護社會公平。“這是三個目標。多目標的任務往往是不容易完成的，有時候它中間是有沖突的，哪個放在第一位，哪個放在第二位，這個問題當時我們很糾結。”韓寧表示。

　　第二個時間節點，是2013年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于高考改革的描述成為：探索招生和考試相對分離、學生考試多次選擇、學校依法自主招生、專業機構組織實施、政府宏觀管理、社會參與監督的運行機制，從根本上解決一考定終身的弊端。

　　此外，還提到探索全國統考減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語等科目化考試一年多考。“這已經和我們今天實行的新高考方案很像了。”韓寧說。

　　第三個時間點就是2014年9月，國務院發布《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

　　對高考多年存在的問題，意見提出新高考改革的主要任務和措施，要求改進招生計劃分配方式、改革考試形式和內容以及招生錄取機制等，以上海市、浙江省為改革試點從秋季開始執行新方案。

　　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在浙江、上海啟動綜合改革試點。

新高考遇到的5大新問題、新情況

　　第一，走班教學會不會凸顯教師資源不足？

　　上海新高考實行“3（語數外）+6（物化生政史地）選3”科目組合，浙江則在“6”的基礎上另加一門技術科，為“7選3”做法。“3+6選3”有20種科目組合，“3+7選3”則有35種。

　　很多一線老師都認可高考改革的方向性正確——諸多組合擴大了學生的學科選擇權、考試選擇權、課程選擇權。然而，在實際的改革落地中，如果允許學生自主選擇的話，學校就必須根據學生的選科提供足量的課程供“走班”。

　　舉個例子，假設一個年級有120人選歷史，就得至少開出3個歷史班，否則不能滿足學生。但實際情況是，即使在重點高中，學校目前的師資力量也遠難承擔這樣的辦學模式。

　　重新配備整個學校的師資力量，難度太大。這被認為是新高考“改不動”的“第一難”。

　　第二，考試次數過多會不會加重負擔？

　　這個既有學生的負擔，也有老師的負擔，也有校長的負擔。

　　改革試點幾年下來，上海高考出現一個“怪象”。大多數學生在一年兩次英語考試中，都會選擇考兩次。即使春考成績已經是最好的等級，還是不愿錯過秋考。原因是，每次等級優劣都是根據參考總人數來排名劃分。

　　因為很多學生覺得，一方面要確保自己足夠優秀，對于第二次或許能得到更高成績抱有希望；另一方面還要“占位”，不能讓別人也“優秀”。

　　第三，分散考試、多次考試、走班教學會不會造成中學教學秩序的混亂？

　　以前五六十名學生一個行政班，班主任很了解學生情況。打破行政班，也意味著打破“班主任責任制”，一些校長很擔心“管不住”。

　　除了軟件，選課走班對學校管理的硬件資源要求也讓不少校長皺眉。按照目前很多高中一個年級一千人計算，三千人大概需要65間教室，包括常規教室和實驗室等場地。一個行政班五六十名學生。如果開始選課走班，光是教室需求就會成倍增加，很多高中至少得為此“再蓋棟樓”。

　　“怎么排都有學生上不了課！”河南省一所普通高中校長說，該校曾經模擬過選課排課表。不是老師的時間不夠排，就是學生選修課程時間會沖突，讓他很是頭疼。

　　中國很大，各地教學資源本就參差不齊。就學校的教學資源而言，各個學校必須量體裁衣，根據自己學校的實際情況來做選課的方案。

　　實力雄厚的學校可以選擇大走班，每個學生一張課表。實力較弱的學校可以選擇提供套餐組合，滿足大部分學生的選課需求。大多數城市高中至少都能提供選課套餐，但要做到一個學生一張課表，估計很少有學校可以滿足。

　　第四，學生選科比例不合理是否會造成未來國民總體科學素養下降？

　　根據浙江省教育考試院數據，2017年的25.01萬浙江考生中，有8.95萬人選考物理，占全部考生的35.78%。上海教育考試院公布的數據顯示，5萬名考生中有1.92萬人選考物理，占比38.4%。即便是成績較好的學生，也擔心無法獲得較好的位次而選擇放棄較難學科。

　　而物理對于科學的發展又不言而喻。比如，北京郵電大學要求學生要具有很好的理科基礎，尤其是物理。現在招來的學生發現有的并沒有參加物理的等級考，而是參加了合格考，合格考的等級是很低的。

　　第五，當試點擴大以后，省級考試機構是否有足夠的能力提供專業的服務？

　　為什么有一些省后來經過研究決定暫時推遲高考改革？因為在當年分省命題時，也只有一半的省份是分省命題，即使是江蘇這樣的教育、經濟發達的大省，年年的命題也是不堪重負，

　　“我們的（省級）考試機構能不能有能力負擔這個責任？這是我們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韓寧坦言。

　　不過在第二批試點的時候，教育部已經做出了一些調整，比方說發布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專業選考科目要求指引（試行）》，浙江調整考試時間，建立物理學科保障機制，山東提出新的賦分辦法，等級考時間普遍推遲到高三下學期，等等。

　　“關于第三批試點，（教育部）陳寶生部長有一個‘跳起來摘蘋果’的理論，他說對于新高考改革，要采取實事求是的基本態度，不湊數，條件達到了就批準啟動，條件達不到就創造條件，達到了再上。”教育部考試中心評價處處長韓寧最后表示。

　　江蘇省連云港市贛榆區教育局局長陸建國曾就高考相關問題發表多篇文章，其中一篇寫道：

　　中國國情復雜，各個省份經濟社會發展不均衡，這是啟動所有改革都應統籌考量的一個基本現實，在相當一部分地區不具備與改革相匹配的物質條件時，貿然一刀切，結果可能適得其反。

　　具體到此輪新高考改革，浙江作為東部發達省份，尚且勉為其難，如果把這一方案推廣到全國，對于大部分省市而言，這將是高中學校不能承受之重。

　　盡管不少一線高中教師對新高考改革方案的落實細節有類似存疑，但他們同時也表達了對改革方向的認可。最關鍵是，大家都知道方案本身不會再“大改”，只能“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在改革文件下來之前想好對策。

　　國務院2014年就頒布了高考改革總體方案，并不會有大的調整，暫緩只是要評估各地是否具備改革的條件。這種評估，即根據“3+3”科目改革對高中辦學的師資、課程、場地、學生生涯規劃教育等要求評估改革的條件，在改革準備更充分時啟動改革，避免改革方案在落實時大打折扣。

　　但是，暫緩改革的省份很多高中大多還處于觀望狀態，主動提高高中建設標準、推進高中課程建設改革，以及針對學生開展生涯規劃教育的學校并不多，對此有清醒認識和準備的家長、學生更是少之又少！

　　學習哥在此想說的是，高考改革是大勢所趨，改革潮流浩浩蕩蕩。客觀條件不足的確是原因，但主觀上對新生事物抱有抵觸態度，恐怕才是問題所在。高考改革可能會延遲，但步伐擋不住，公平與效率的矛盾最終會得到妥善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