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高考時事政治：金融危機與人權保障

　　摘要：從而使人權建設在制度化、法律化的軌道上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人權狀況呈現出不斷改善的良好態勢。在此次金融危機中，中國堅持自身的人權發展道路，在成功應對危機的同時，使中國人民的人權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自去年下半年以來，一場始發于美國的金融危機迅速影響全世界。本次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特別是在金融危機轉變為社會危機之后，人們就在不斷探尋這樣的問題，危機下一步會怎么發展？危機會導致什么樣的結果？金融危機會不會導致上個世紀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金融危機會不會造成人權危機？本文試圖從人權原理的角度闡述金融危機與人權保障的關系。

　　一、危機傳導過程：從金融危機到人權危機

　　從理論上來說，完整的危機要經過三步的傳導過程。

??一是從金融危機到經濟危機的傳導。在美國，金融危機肇端于2007年春季，而演變為經濟危機則是2008年秋季。也就是說，金融危機演變為經濟危機用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2008年10月3日，美國國會通過7000億救市方案，說明人們已經意識到金融危機傳導到實體經濟的可能性。11月底，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宣布，金融危機已經演化為經濟危機。接著，美國三大汽車巨頭宣布瀕臨破產，更標志著這個傳導過程的發生。隨之而來的，將會是明顯的經濟衰退過程。

??二是經濟危機向社會危機的傳導。金融危機引發社會方面的問題，并最終演變為社會危機，是在金融危機演變為經濟危機之后。當金融危機演變為經濟危機，經濟衰退的前景已經明朗的時候，真正的社會危機才會發生。經濟危機是社會結構重組的過程，因為經濟危機是一場消滅財富的戰爭。在這樣的一場戰爭中，失敗者既有窮人也有富人，或者換句話來說，是窮人和富人一起遭殃。但如果仔細分析，在經濟危機中，不同階層的人所受到的實際影響，卻各有其特點。大體可以說，富人在財產上的損失最大，中產階層在信心上受到的打擊最為沉重，而窮人所面臨的問題則最為突出。

　　三是從社會危機向人權危機的傳導。經濟危機中社會矛盾的增加甚至激化，幾乎可以說是一種必然的現象。因此，在歷史上發生的歷次經濟危機中，總會伴隨不同程度的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甚至社會動蕩過。人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造成很大損害，進而影響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實現。??在上個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中，大量財富的消失、大面積的失業、生活的日益艱難、越來越絕望的情緒，使得當時美國乃至西方主要國家的社會矛盾不斷尖銳起來，社會開始成為一個火藥桶。2001年年底，阿根廷由于債務問題出現了一場金融危機，這場金融危機被看作是自1891年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這場嚴重的金融危機最終演變成了社會動蕩和政治危機。2001年12月19日，阿根廷爆發了10年來最大規模的暴亂，政府被迫宣布戒嚴，經濟部長及總統相繼辭職，隨后兩周內連換5任總統。

??本次金融危機發生后，雖然危機始發地美國大體太平無事，但歐洲卻爆發了多次較為嚴重的社會沖突。去年12月，希臘一名在貧民區巡邏的警察濫用職權，向一群“問題少年”開槍,導致一名15歲少年不幸喪生。該事件引發成千上萬的希臘學生走上街頭。“少年之死”固然是希臘騷亂的直接原因，但金融危機卻是導致騷亂的深層經濟原因。過去10年來，盡管歐盟經濟發展緩慢，希臘卻保持著年均4%的經濟增長率。但在全球性金融危機打擊下，希臘賴以生存的海洋運輸業面臨嚴重困難，全國失業率高達7％，民眾的貧窮化程度加重。希臘大規模社會騷亂后，冰島、保加利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法國、英國等都先后出現罷工和反政府騷亂。

　　盡管社會動蕩主要發生在歐洲一些國家，但實際上發展中國家受金融危機的沖擊遠大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社會發展基礎薄弱，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貧困現象嚴重。在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中，西方貿易保護主義上升，積極尋求轉嫁責任和風險壓力。發展中國家除了面臨西方轉嫁的經濟金融負擔外，還面臨信用緊縮、外國直接投資下降、官方發展援助減少，資源產品價格下跌等困難。去年12月，中美洲經濟一體化銀行公布的調研報告顯示,受金融危機影響，中美洲各國的出口量和僑匯量均出現明顯下滑。該報告預測，中美洲脆弱的就業市場將持續萎縮,將出現大批失業者和非正規就業者,貧困人口激增,赤貧現象日益嚴重,向北美國家非法移民數量增加,社會治安持續惡化。

　　二、人權實現形式：從經濟社會權利到公民政治權利

　　如前所述，失業是從金融危機過渡到人權危機的重要因素。2008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的半年度《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指出，當前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經濟狀況“已經或接近于衰退”。報告預計2008年全球經濟增長繼續放緩，增長率只有3.9%；2009年將下降到3%，這將是2002年以來最低的年增長率。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則顯示，全球失業率2007年為6.0%，預計2008年為6.1%，2009年可能會高達6.6%。，到2009年底，全球失業總人口可能上升至2.1億。這是“全球失業人口歷史上第一次突破2.1億關口”，也是10年來全球失業人數首次突破兩億人。如果目前世界各國推出的救市措施不能迅速奏效的話，失業人口數量還可能會進一步上升。

　　由此看來，金融危機首先影響的是人們的經濟社會權利，特別是生存權利。在人權思想史和人權運動史上，具有人權代際標志意義的一種人權是生存權。生存權以“極窮權的生存權”為思想發韌，中經資產階級革命早期人權文件對作為自然權形式的生命權的宣言化，和早期資產階級憲法典對勞動權與救濟權的國家義務化，至1919年由《魏瑪憲法》完成定型任務。生存權利規范的確立標志著人權價值重心開始由自由權本位的人權向生存權本位的人權轉移，也標志著人權與國家權力關系由國家消極向國家積極演進的不可避免。生存權誕生后很快由國內立法上升到了國際法層面。1945年制定的《聯合國憲章》，將推動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提高生活水平列為聯合國的目標之一。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規定公民享有享受社會保障的權利，享有保持和保障充分生活水準的權利，享有勞動的權利、教育的權利和文化生活的權利。1966年聯大又通過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對生存權及相關權利作了廣泛規定。

　　生存權的權利主體不同于第一代人權。作為第一代人權的自由權、平等權、財產權的權利主體是抽象的、一般的人。而作為生存權的權利主體則是生活中的貧困者、失業者等弱勢群體，所以生存權又被稱為社會弱者的權利。可見，生存權的權利主體是具體的、特定的人。當然所謂“具體”、“特定”并不意味著在社會中有的人永遠是強者，有的人永遠是弱者，社會強者、社會弱者并不是固定不變的。今天的強者有可能淪落為明天的弱者，今天的弱者也有可能成為明天的強者。在此意義上，生存權的權利主體又是普遍的，只不過有的是顯在的、有的是潛在的。生存權的性質亦不同于自由權、平等權和財產權。自由權的實質是個人的自主、自治，是要求國家不干涉的權利。而生存權的實質是保證每個人過起碼的生活的權利，是要求國家積極履行保障義務的權利。或者說，自由權是為國家劃定的不得介入的行為領域，而生存權則是為國家劃定的必須作為的領域。平等權是一項形式性的權利，財產權是一項實質性的權利，而生存權則是一項包涵著形式內容與實質內容的權利。

　　生存權的現代內容主要包括物質與精神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生存權由初創時期的單一經濟內涵，擴大到社會及文化多重內涵，已構成了它最為鮮明的時代特征。從生存權的這一時代特征看，我們在理解生存權時，就必須慮及生存權的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初創時期的生存權僅僅是在第一層面展開的，也就是說生存權僅僅是或者主要是生理上免于饑餓的權利、免于流離失所的權利。而在今天，精神上免于饑餓的權利已經成為了生存權的有機構成部分。

　　金融危機不僅會對人們的生存權產生影響，也會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產生影響。20世紀90年代，韓國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不僅造成了貧困層數量的急劇上升，而且造成了人們的政治參與度急劇下降。在韓國金融危機之前的1992年舉行的總統選舉投票率為82％，金融危機發生后2002年總統大選的投票率為71％。危機期間的低投票率意味著韓國國民的政治參與意愿相對降低。此外，自殺率的上升也是金融危機期間韓國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1997年韓國每10萬人口自殺人數為14.1人，金融危機之后的1998年上升為19.9人，2005年達26.1人。由此可見，金融危機對人權保障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務必引起高度重視。

　　三、人權保障模式：從“華盛頓共識”到“北京共識”

　　探究這場危機發生的根源，眾說紛紜，有人將之歸結為華爾街的貪婪與欺詐，有人指責都是金融衍生品惹的禍，還有人痛斥金融監管的缺位，然而也有人認為這場危機的罪魁禍首是美國近30年積極推行的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所奉行的思想，簡單而言就是大市場、小政府。它崇拜“看不見的手”的力量，認為市場的自動調節是最優越和最完善的機制，通過市場的自由競爭，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和充分就業；反對國家干預經濟，認為若由國家對經濟實行計劃管理、調節分配，則會破壞經濟自由，扼殺人們的積極性；主張私有化，認為私有化是保證市場機制得以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私人企業是最有效率的企業，應對現有的公共資源進行私有化改革；在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上，提倡自由貿易和資本的自由流動。由于新自由主義在短期內從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矛盾，推動了世界經濟進入一個空前繁榮的時期，新自由主義逐漸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站穩了腳跟。

　　美國還一直致力于利用其雄厚的國力及在國際事務中的巨大影響力，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體制。1990年，在華盛頓召開了針對拉美經濟調整和改革的研討會，經過激烈討論，提出了所謂的“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提出了針對拉美國家債務危機的十條政策建議。“華盛頓共識”的核心思想的實質就是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宣言的“華盛頓共識”，使得自由主義思想從學術理論轉變為國際資本主義的經濟范式和政治性綱領，在美國和世界經濟體系中得以全面推廣和貫徹。20世紀9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世界經濟秩序中風靡一時，加強了美國與世界其他經濟的聯系，加速了全球經濟的自由化和開放化，使得全球金融體系的聯動性和互動性加強，資本自由流動的速度與規模都不斷增加。這場危機從美國源頭流出后，在我們渾然不覺中融入了世界金融體系，各國投資者紛紛逃離市場，導致了全球信用萎縮和信用凍結、流動性枯竭。由于在金融市場里，所有金融體系都建立在信用的基礎上，一旦這種信用體系崩塌，金融體系的基礎也就受到了威脅。

　　自由與平等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就一直是主導的社會價值觀，人們對二者的追求一刻也沒有停止過，但對于市場而言，并不是越自由越好。任憑金融衍生產品無限延伸，金融工具泛濫交易，高杠桿的操作，人們非理性地追逐利益，最后危機一旦被觸發，整個市場將面臨崩塌的危機并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許多學者開始重新思考自由主義，一些國家也在對自身的發展模式進行反思。

　　自從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喬舒亞?庫珀（JoshuaRamo）發表《北京共識》一書以來，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受到國際輿論界、學術界的格外關注。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現代化，對許多國家來說都是新課題，他們都在努力探索符合自身的發展模式。中國堅持走符合自身實際的發展道路，“中國模式”備受全球關注。中國模式的內涵十分豐富，其中人權保障的中國模式具有鮮明的特色。人權是世界各國人民共同追求的理想，有很強的普遍性。但是，人權同時又具有特殊性，各個國家實現人權的具體方式要考慮到本國的國情，如歷史文化傳統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把普遍的人權理想與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人權發展之路。

　　中國將生存權、發展權放在首位，在改革、發展、穩定的條件下，全面推進人權。在發展人權的基本方向上，堅持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的原則，立足于改善全國人民的生活和促進全國人民人權的發展；在促進人權的輕重緩急上，強調生存權、發展權的首要地位，同時兼顧公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和個人、集體權利的全面發展；在促進和保障人權的方式方法上，強調穩定是前提，發展是關鍵，改革是動力，法治是保障，強調權利與義務的統一，對權利和義務的關系采取了一種更加全面、更加平衡的立場；在人權政策和理論建設上，確立了人權在國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1991年，中國發表了《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明確向世界宣布了社會主義中國對人權概念的接納和理解；1997年，“尊重和保障人權”第一次寫入黨的十五大報告；2002年，“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一個重要目標再次寫入黨的十六大報告。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使之成為國家意志，獲得至高無上的憲法地位。在國際人權交流合作上，高度重視國家主權在人權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堅決反對利用人權問題來干涉別國內政的做法，有效地捍衛了國家主權，從而為人權的全面發展創造了條件。

　　三十多年來，由于中國堅持了這條正確的發展道路，不僅使全國人民的生活狀況和精神風貌大為改觀，而且形成了一整套比較完備的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從而使人權建設在制度化、法律化的軌道上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人權狀況呈現出不斷改善的良好態勢。在此次金融危機中，中國堅持自身的人權發展道路，在成功應對危機的同時，使中國人民的人權得到了很好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