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綠卡”子女集體遭遇高考排斥(圖)

北京“綠卡”子女集體遭遇高考排斥　圖/梁偉馳

　　多年前以人才名義被北京市授予綠卡“居住證”者，多年后其子女卻不能在北京參加高考。由此造成有的綠卡子女以自殺相抗。

　　對該政策意圖，有關部門的解釋是：擔心綠卡子女擠占北京戶籍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綠卡”子女高考苦

　　酷熱7月中，2009年高考生李莉從戶籍所在地河北保定回來就縮在北京家里，陰沉著臉。她的父母回憶，當時都不敢跟她說話，氣氛令人窒息。

　　6月底，河北三檔高考分數線公布，李莉就痛哭了一場，“只考了480多分，上了三本線”。

　　“三本”意味著李莉只能選擇報考學費高昂的民辦大學或“院中院”，這與當初的理想“人大新聞系”差距懸殊，而當年北京班同學多半能讀重點名校。

　　造成這一差距的是，在北京就讀了十年的李莉因父母持“綠卡”(北京市工作居住證)，而非北京正式戶口，失去了在京高考資格，不得不突然回到完全陌生的原籍保定小城插班學習，教材內容不同，進度不一，聽不懂，跟不上，李莉從北京的重點中學尖子生成了保定的差生。

　　高三一年，李莉深刻體驗了保定和北京教育的“兩重天”，盡管保定距北京只區區一百多公里。

　　在北京，她沉浸在素質教育溫床。她考上藝術團合唱隊，多次為國家領導人和外賓演出，出國到歐洲、新加坡、泰國等地交流訪問；擔任學校電視臺節目主持，為外研社錄制英語教學片。

　　在保定，一切都跟著考試大棒轉，她感覺掉進了“冰窟”。晚自習不允許上廁所，誰上廁所就罰站一星期，最郁悶的是連戴個彩色發夾也被管生活的副校長當眾訓斥，“她天天打電話哭訴。”她的母親說，“我們每兩個星期就請假陪她，做心理疏導。”

　　而去年參加高考的楊光，母親侯女士則選擇了不計成本從外企辭職，陪女兒回老家四川江郵縣備考，“當時環境很惡劣，老家距離震中北川15公里，房子裂了大縫”。

　　因與北京教育的諸多差異，楊光也是從倒數一二名往前追，最終考了533分，考取了上海體育大學體育新聞系。盡管和北京同學比差了一大截，但侯女士仍“如釋重負”，“能上大學不錯了，50%的“綠卡”孩子一個人回了老家，最后啥也沒考上。”而北京今年的高考錄取率預計可達79.5%。

　　之所以選擇上海學校，是因為楊光不愿再回京讀書，她寫文章表達對北京的不滿：“這座我生活了十幾年的城市欺騙并拋棄了我。”

　　據北京市教委統計，北京現有“綠卡”人員兩萬多人，包括家屬4萬多人。2009年參加高考子女700多人，16歲到19歲有2723人，其中19歲428人，18歲727人，17歲863人，16歲705人。

　　而2008年，一名一直在京上學的女孩，因參加北京高考報名受阻服毒自殺未遂。媒體報道中引述女孩班主任的話：“這個女生平時好好的，但只要涉及戶口，她就情緒低落，不愿意說話。”

　　全國人大代表俞學文稱這些孩子是“被拋棄的群體”。由于現行的“學籍+戶籍”高考政策，這些“移民二代”正成為沒有未來，也沒有歸屬感的“無根浮萍”，他們既不能融入當地城市主流參與公平競爭，又難以回歸原籍，社會認同與自我認同趨于邊緣化和被排斥化。

　　“在京高考權”難落實

　　全國人大代表趙林中、俞學文和周洪宇，北京市人大代表韓志軍等，先后多次在全國人大、北京人大會議上提出議案，建議允許“綠卡”子女在京高考。

　　自2005年起韓志軍多次“上書”，2009年北京“兩會”是他第5次提出相同提案。

　　1999年，北京市人事局出臺“綠卡”制度，凡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證”者，在子女入托、入中小學等方面享受北京市民待遇。“綠卡”甫一出世就吸引了數以萬計全國各地人才云集北京，以中關村為核心的海淀區，“綠卡”族最集中。

　　2003年6月，北京市人事局正式出臺《關于實施北京市工作居住證制度若干意見》，明確規定：持《工作居住證》滿3年經聘用單位考核推薦，并符合年度人才開發目錄要求的，可申請辦理人才引進手續。

　　但持“綠卡”者焦慮地發現，“三年之約”并未按規定兌現，其具體考核標準細則至今也未出臺。“綠卡”制度中的有關子女受教育“享受市民待遇”這一條，可以參加中考，卻在高考上是“雙重標準。”

　　許多“綠卡”家長的孩子已面臨高考，但北京人事局網站上關于“綠卡”轉落戶的測評系統，6年來一直只顯示“在建設中”。

　　直到2009年4月，北京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網站突然發布消息：“綠卡”在30天內完成年檢。很多人錯過這一時間，“綠卡”被凍結。

　　2008年初，教育部出臺的“招生工作規定”對考生戶籍限制作了適當放寬。上海、天津、深圳和廣西等地，遂允許持有《工作居住證》一定年限人員的子女在當地高考。據悉，上海協商解決此問題牽扯了18個單位。

　　2009年，全國人大代表俞學文在“兩會”上提交了《關于放寬戶籍對高考資格限制解決社會矛盾的建議》。

　　俞學文建議進一步放寬戶籍對高考資格限制。借鑒上海、天津等地的做法，可按照居民在當地工作、居住和納稅的年限或者子女上學年限等條件來劃定界限。

　　為了爭得孩子在京高考權，“綠卡”家長們結成了“綠卡”聯盟，有一個自己的QQ群，幾百人群策群力。

　　北京義派律師事務所王振宇律師至今接觸了4撥“綠卡”家長，“看著家長們的情緒從滿懷信心到茫然、失望直至崩潰”。

　　2007年，王振宇是“綠卡”人周靖的代理律師，首開“綠卡”高考法律維權先河。當年，周靖向北京東城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狀告“北京市人事局行政不作為”。

　　最終，法院不予立案，周靖只能放棄在北京的一切，帶孩子返回丈夫老家呼和浩特參加高考。“她老家是海南，海南打擊高考移民，堅決執行必須要有學籍又有戶籍，但她的孩子一直在京讀書，不滿足海南學籍要求。”王振宇說，“有的家長被迫無奈只能找當地學校關系偽造學籍，花不少錢。”

　　目前海南、內蒙古、河南和新疆等省市、自治區都明確要求，除戶口外，還要在原籍有3年學籍，才能參加當地高考。

　　更荒誕的是，有些家長的戶籍并不在家鄉，而在大學畢業后第一個工作城市的人才市場，“我們孩子回去誰也托付不了”。

　　前有“戶籍、學籍雙認定”的政策，后有正在實行改革的變化莫測的高考考試政策，特別是多省實行課改后，自主命題，考綱各異，使“綠卡”家庭出來的孩子難以適應，進退失據。“這些孩子回原籍考試，肯定沒法考，內容全變不說，平時成績10%也丟了(由于課改等原因)。”“綠卡”家長楊先生說，“許多孩子學到初三，就去學托福，GRE，(知道高考要付出代價太大)被迫出國，有的家長把房子都賣了。”“綠卡”人被逼入了死胡同。“綠卡”人先后十余次上訪，找北京市人事局、北京市教委、國家教育部和國務院信訪局等部門交涉，始終未果。

　　“他們擔心‘綠卡’子女擠占北京人的高考機會”

　　“如果他們擔心我們的孩子擠了本地孩子考本地學校優勢，我們不填報北京高校。”一位“綠卡”家長說。

　　家長們的揣測并非空穴來風。

　　2009年6月，家長們等到的北京政府有關方面的回復部分印證了此猜測——“教育的公平、公正只是相對概念，同時要具備一個大多數人能接受的統一前提，解決“綠卡”人員子女在京高考問題，必會引起連鎖反應，使更多人為參加‘高考’涌入北京，擠占北京戶籍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機會，造成新的不公平，將引發新的社會矛盾。”

　　“政府不應僅為有北京戶籍者服務，應為所有北京納稅人服務。”在一家企業擔任老總的劉先生反駁說，“為什么我們納稅比別人高得多，但戶籍福利卻享受不到？”

　　對此，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太元認為，這背后是北京戶籍與外地戶籍之間的“招生指標分配不公”問題。

　　一些人拿“保護邊遠少數民族省區考生利益”做“擋箭牌”，然而人們對招生指標不公真正的不滿，并不是針對落后地區，而是針對北京等大城市，“你在外地讀個大專也許在北京就可上名校”。

　　他認為應盡快讓高等教育資源按實際就讀高中人數在各省市之間公平分配。但他認為，與此相關的最大的問題是，國家的財政投入和社會福利沒有全民均等化、國民身份化。

　　要解決流動人口資源合理分配問題，王太元建議應進行“實報實銷”，“所有的公共投資將利益明晰分配到個人身上，按經濟學投入產出分析”，“比如，四川的孩子到北京，國家給的500還是給他，四川說你不在這受教育了，那我們就不給了，北京給這部分。假如北京也不給，那家長再自己補上這500，這也是相對公平的”。

　　在人口日益流動的今天，“戶口糾紛只是冒出來的最容易被看見的小小‘尖頂’，藏在下面的才是關鍵。”王太元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