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大校長王樹國：“雙一流”建設須回歸教育本源！

　　正如“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面對“雙一流”，不同的人也會給出不同的解讀。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西安交通大學校長王樹國也談到了他所理解的“雙一流”。那么，面對“雙一流”，這位高校掌門人又會為我們帶來哪些解讀呢?

　　“雙一流”是高等教育的整體規劃

　　“必須肯定，‘雙一流’是一件好事。甚至可以說，這是高等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戰略。”在采訪中，王樹國對“雙一流”戰略的提出給予了很高評價。

　　王樹國談到，大學是先進思想文明和社會發展的引領者，應該摒棄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心態，沉下心來主動思考國家提出“雙一流”建設的目標和意義，聚焦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為提升中國高等教育整體水平做出貢獻。

　　“大學關心誰能進入首批‘雙一流’名單很正常，畢竟這關系著高校自身的發展。”但在王樹國看來，大學的領導者更應該站在國家的角度看待“雙一流”。這不是哪所大學單獨的問題，更不是哪所大學能率先進入一流的問題，而是隨著中國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心，中國高等教育也要率先走近舞臺中心，這是中國高等教育整體面對世界競爭的問題。

　　在今年兩會期間，教育部部長陳寶生曾對媒體表示，“雙一流”名單由政府根據高校服務于國家的戰略比選確定，實行動態篩選，不搞終身制和身份固化。在王樹國看來，這段講話正在試圖將社會輿論拉回正確的軌道。“不要過分關注名單，關鍵還是看你是否持續為國家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王樹國強調，我們一定要注意的是，“雙一流”不是某個學校的計劃，而是中國高等教育走向世界舞臺中心的計劃。“在這一過程中你的貢獻在哪里?這才是考驗大學真本事的時候。因此，此刻我們應該認真反思自身的短板在何處，需要解放的思想關鍵點又在哪里。”他說。

　　“后配給”帶來科研新秩序

　　也正是吸取了之前資源分配方式的一些教訓，自2016年起，西安交通大學在不同學院的資金分配上，實行了“后配給”制度。

　　“在此之前，各學院的經費需要每年提前向學校申報預算，再由學校進行論證來確定，學院按照論證后的計劃實施。但后配給制則是學校根據各學院上一年的工作業績增量，以及各學科與國內高校兄弟學科的增量對比，下撥一定量的經費到學院，這筆錢完全由學院自主支配。”王樹國說，這一制度最大的好處是，可以促使各學院不再專注于每年可以得到多少經費，而是將重點放在如何將本職工作做好。

　　“因為經費的事情不用操心，只要工作做好了，相應的支持就會到位。”王樹國希望“雙一流”建設也是這樣的。“高校不要太多關注能不能進入名單，只要能取得大的進步，國家自然會把資源配給下來。如果形成這樣的機制，大家就不會為一份名單而絞盡腦汁了。”

　　后配給制的另一個好處在于，可以促進不同高校的個性化發展。“每個學校的學科基礎不同，因此很難用一個標準衡量，這是我們搞評估體系所遇到的最大難題。”王樹國說，而后配給制度不是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高校。“文科類大學可以講它們在人文社科領域的貢獻，理工類高校可以講它們在理工領域的貢獻，只要講出來，就能獲得相對應的資源。”

　　王樹國特別強調，在這種模式下，一定要特別關注新興學科的發展。這類學科雖然所占比重小，論文發表量、科研成果與老牌學科比也有較大差距，但它們一般都具有戰略意義，因此需要大力支持。

　　此外，這種制度也不是“撒胡椒面”，搞平均主義，而是要在國家宏觀調控的前提下，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做后配給。“西安交大也不是全部實行后配給制，很多工作還需要進行統籌，但也不能把所有工作都實行學校統一管理。”我們要給學院放一點空間，允許它們做一些具有各自特色的工作。“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需要結合起來。”王樹國說。

　　高校需要“大變革”

　　在王樹國看來，高校在面對“雙一流”時，需要避免急功近利，保持一顆平常心。那么，這是否意味著高校不需要強調對自身的改革?對此，王樹國給予了堅決否認。

　　“高校恰恰是需要大變革，而且‘雙一流’也一定要促進高校變革。”他說。

　　“當前社會對高校經常有批評之聲，對此我們要認真反思。”王樹國表示，大學本該作為社會發展的引領者，但如今，顛覆性的技術常常在企業而不是大學產生，具有引領性作用的新思想、新理念也有不少產生在大學之外。那么，大學的作用如何體現?

　　究其原因，當前大學距離社會的需求有些遠。“為什么要強調大學改革，就是因為大學在慢慢脫離社會。我們把自己封閉起來辦學，這導致了社會與公眾對大學的種種不滿，但追根溯源，是我們自己的表現沒有讓公眾滿意。”王樹國說。

　　201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對于這“三個面向”，王樹國深以為然。

　　“大學需要一場變革，而且不是一般力度的變革。大學要真正和社會融為一體，引領社會發展。一所學校是不是一流大學，關鍵看這所學校在國家的發展建設中能否做出一流的貢獻，培養出一流的人才。”王樹國說。

　　“頂天”“立地”是一個過程

　　每當談到高校對社會的貢獻，尤其是科技方面的貢獻時，人們通常愛用到的兩個詞便是“頂天”和“立地”。其中，“頂天”代表的是對前沿基礎科學的探索，而“立地”則是代表了對應用學科的探索。在很多人眼中，這是兩條幾乎沒有什么交集的“平行線”，然而王樹國卻并不這么看。

　　“‘頂天’和‘立地’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對于任何科研人員和單位來說，并不能一下就頂到天，當然也不能一下子落到地。”他說。

　　2016年底，西安交通大學的一個重大科研成果產業化項目——“煤炭超臨界水氣化制氫發電多聯產技術”項目產業化工作正式啟動。這也標志著“超臨界水蒸煤” 技術逐步邁向產業化。

　　“這一項目的負責人郭烈錦教授從事超臨界水研究已經有十多年的時間，開始時也只是從事基礎科學領域的科研積累，當基礎研究有了一定成績和國際知名度后，他們開始小范圍地落地試驗，試驗成功后，他們才在之前實踐的基礎上，最終實現產業化。這就是一個從‘頂天’到‘立地’的完整過程。”王樹國說。

　　他表示，從科研人員的成長角度說，開始時一定要從事基礎研究，當積累一定程度后，他們就會發現，自己能提出獨立的課題了。但要提出好的課題，就必須了解社會需求。此時，科研人員便會自覺地開始關注應用，而當他們的課題終于應用時，成果也就自然落地了。

　　“‘頂天立地’是一個整體成果，不是個人的成果。一所學校一定要有的成果‘頂天’，有的成果‘立地’，這是一個完整的系統。”王樹國說。

　　然而必須承認的是，在這個系統中，大量科研人員的工作重心是放在了“頂天”的一端，而對于“立地”端是缺乏規劃的。“其實有很多教授有很好的項目，完全可以落地，但因為我們的‘指揮棒’并不傾向于此，這就導致了科研人員在完成基礎研究后，并不是順理成章地探索技術應用，而是轉向其他研究。畢竟，‘頂天’項目可以獲得更多的利益和頭銜。”

　　2016年7月，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完善中央財政科研項目資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對科研成果轉化的一些激勵措施。“希望政策能發揮激勵作用，引導高校的科研成果能為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更多的實質性貢獻。”王樹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