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中國崛起背后的強國心態趨理性

　　摘要：若論人口和面積，中國自秦始皇統一以來就是泱泱大國。然而，若論綜合國力，中國的大國地位卻走出了一個明顯的“V”型，只是最近三十年的努力，才使中國走出谷底，重新登上失去了近二百年的大國寶座。在這樣的大國地位變遷過程中，其大國心態也隨之跌宕起伏。

　　新加坡《聯合早報》29日刊文《中國崛起背后的大國心態》說，近年來，中國開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發揮作用，并越來越多獨立發聲，是強國心態正在回歸的一種表現。但是，這種強國心態也與過去不同，它正趨于理性和成熟，體現出強弱相濟的特征。在經濟危機面前，將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中國的時候，中國領導人多次強調，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就是對人類最大的貢獻。

　　文章摘編如下：

　　若論人口和面積，中國自秦始皇統一以來就是泱泱大國。然而，若論綜合國力，中國的大國地位卻走出了一個明顯的“V”型，只是最近三十年的努力，才使中國走出谷底，重新登上失去了近二百年的大國寶座。在這樣的大國地位變遷過程中，其大國心態也隨之跌宕起伏。

　　示強到示弱，再到強弱并濟的變化

　　在十九世紀之前，中國農業文明熠熠生輝，經濟發展幾次躍上巔峰，經濟總量甚至曾在1820年達到全世界的32.9%，自英國工業革命后，中西實力出現了歷史性的此消彼長。當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中國人才發現自己所篤信的強國原來是這么不堪一擊，強國心態蕩然無存。緊接著，軍閥混戰、日本侵華……，中國走過了一百多年的黑暗時期。在這種情況下，國之不國，何談大國心態？不光別的國家把中國人當作東亞病夫，就連中國人自己也失去了自信。為了實現強國夢，學了西洋學東洋，但都無疾而終，沒能讓中國走出谷底。

　　弱國無外交，在國力式微的情況下，中國失去了維護自身權益的話語權，也失去了大國的尊嚴。

　　在冷戰時期，出于意識形態的優越感和政治的使命感，雖然中國國力還遠沒有恢復大國地位，大國心態已急劇上升。此時的大國心態與清末之前完全不同，不再是唯我獨大、唯我獨尊的炫耀與威嚇，而更多的是體現一種拯救世界于水火的政治責任。大批的糧食等物質源源不斷地運往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蒙古等國。此時，意識形態高于經濟考慮，國際義務高于國家利益。事實證明，這種意識形態主導一切下的大國心態，與國力不相對稱。

　　1978年底，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新事業。30年來，經濟發展釋放出驚人的活力，綜合國力持續回升。伴隨著中國的崛起，剛從冷戰思維中走出來的西方國家充滿了懷疑和恐懼，認為中國這頭睡獅的覺醒會給世界帶來威脅，因此，中國軍事、經濟、文化威脅論、中國模式威脅論等輪番登場。

　　這些西方國家也在威脅的上面套上“責任”的光環，要求中國履行崛起后的大國責任。無論是中國威脅論，還是中國責任論，都體現出中國的崛起已成事實，這對中國的心態變化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近年來，中國開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在朝核危機、全球碳排放、聯合國維和等方面積極發揮作用，并越來越多地在國際上獨立發聲，特別是在達沃斯論壇上明確指出美國引發全球經濟衰退，都是強國心態正在回歸的一種表現。但是，這種強國心態也與過去不同，它正趨于理性和成熟，體現出強弱相濟的特征。在經濟危機面前，將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中國的時候，中國領導人多次強調，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就是對人類最大的貢獻。

　　國慶閱兵展現的大國心態

　　剛剛過去的中國國慶60周年閱兵，引發了國際社會的不同解讀。一些西方國家、中國周邊部分國家對中國武力的提升充滿了憂慮。其實，審視國慶閱兵，不能光從閱兵本身分析，還應將之放到中國具體的國情上，放到更大的時空中去分析。

　　從歷史上看，中國歷來是個注重和平的國家。在國運昌盛的西漢王朝，為了北方邊境的安寧而采取了和親政策，演繹出了昭君出塞的故事。在萬國來朝的盛唐時期，向西藏派出的也不是軍隊，而是文成公主；在軍事力量和航海技術高度發達的大明帝國，鄭和的龐大艦隊七下西洋，帶去的也不是侵略，而是大國的恩賜和威嚴。唯一例外的是蒙古族執政的元政權，血腥的殺戮與征討震驚了歐洲，但歷史證明，這樣的政權在中國注定是短命的，只存活了97年就被推翻了。

　　應該說，中國在歷史上就是防守型的國家，中國人并不好戰，更不輕言戰事。因為幾千年的戰爭與和平使中國人堅信“和為貴”，明白和則兩利，戰則兩傷。當今中國的和諧世界觀與此傳統文化一脈相承，和平發展是中國崛起過程中的主要心態，崛起后的中國對世界不會構成威脅。

　　國慶閱兵并不會影響這個判斷。本次閱兵是1949年以來的第14次國慶閱兵，除了遵循“五年一小慶、十年一大慶”原則外，還有非常強的現實需要。

　　從中國內部來講，由于走的是漸進式的改革道路，在經濟發展取得驕人成就的同時，改革也進入了深水區。把民眾團結在一起，就成為中國目前最急迫的任務之一。國慶閱兵就可以發揮這樣的作用。通過氣勢恢宏的閱兵場面，能夠增強民族自豪與自信，激發民眾對國家的歸屬感。

　　從中國的外部環境來看，近年來中國的周邊并不太平。通過閱兵展示武力，如果能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換來和平的周邊環境，將是中國政府夢寐以求的效果。

　　“十一”前夕，中國國防部長梁光烈談及中國未來國防和軍隊的發展時，提出將“推進軍隊的境外戰斗力”，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這其實是中國國家利益全球化和軍事力量增強后必然出現的結果，并不能說明中國政治或外交戰略將發生某種轉變。

　　未來擁有境外戰斗力的中國軍事力量，也不太可能用于侵犯他國利益，而只會為本國不斷延伸的利益提供更可靠的保障。這是因為當今中國的工作重心仍是經濟建設，經濟的持續發展離不開和平的國際環境，發展中的中國最渴望和平。

　　在中國共產黨構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富強”始終無爭議地排在“民主”、“文明”、“和諧”的前面。胡錦濤在不到10分鐘的國慶講話中，竟8處提到“和平”，或許也可以作為此種詮釋的一個例證。

　　客觀審視中國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雙刃劍。任何主權國家都會強調民眾的凝聚，民族的團結。中國是擁有56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強調以中華民族精神為內核的民族主義更是合情合理。這種民族主義的復興，有利于增進民族的團結和社會的穩定，對外又能與國家政權互相借力，共同維護國家的利益和尊嚴，是中國政府所樂見的。

　　但當民族主義超越防守的范圍，就變成了極端的民族主義，這是國際社會所懼怕的，也是中國應該警惕的。二戰時期，德國的德意志民族主義、日本的大和民族主義都曾給世界帶來無窮的災難，中國應當以此為戒。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與西方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并不盡相同。它產生于民族危亡的清朝末年，抵抗外侮的民族大義將各族人民和各派勢力團結在一起，將中國從半殖民地的牢籠中挽救了出來。1949年以后，與民族利益相比較，中國一度更看重社會主義陣營和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的兄弟情誼。

　　改革開放初期，由于經濟發展單兵獨進，一時各種丑態的個人主義競相登場，民族主義繼續沉寂。直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伴隨著中國大國地位的回歸，中國的民族主義才出現了復興跡象。

　　從中國民族主義發展歷程來看，可以發現一個特點，就是其產生之時就帶有天然的悲情色彩，當它隨中國的崛起再次迸發時，依舊與悲情有關。中國的民族主義還有明顯的壓制——膨脹規律，就是外部壓力越大，迸發得越強烈，他國的欺凌儼然就是中國民族主義迸發的導火索。

　　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走向也應有清醒的認識。抗日戰爭時期所展現出的強烈的民族主義精神，透過媒體傳遞到西方世界，曾贏得廣泛的贊同與支持。而中國崛起后復興的民族主義，卻引發了國際社會部分國家的猜疑。

　　其實，近兩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悲情特色并沒有變，受外部壓力越大迸發越強烈的規律也沒有變，變的只是中國崛起后大國地位的回歸。這讓有些國家不爽，當他們對中國制造種種麻煩后，勢必引發新一輪的民族主義，如此惡性循環，無休無止。根本解決之道，是這些國家要真正了解中國崛起背后祈求和平的大國心態，并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去解讀中國的民族主義，認識到它的防守性和壓制——膨脹規律，才不會對形勢產生誤判，也才會避免成為引爆它的導火索。(張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