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特赦國民黨戰犯之謎

　　摘要：據金源回憶，國民黨戰犯們釋放后全部安排了工作，其中多數人被分配在各級政府部門或政協，還有一些人被分配在工業、農業部門，發揮技術特長。1960年被釋放的前國民黨少將副師長白玉昆，自愿到河北省一個農村種植果樹，他栽培出許多新品種，每年獲得豐收。他的果樹栽培技術被推廣到河北全省。1964年被釋放的42名戰犯中，有28人受到各種獎勵，8人被選為先進工作者……

　　這些最后的戰犯，可以自由選擇去——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國家療養，甚至也可以去香港。政府還表示，被特赦的人員愿意去臺灣的，也可以去，給足路費，提供方便。

　　1975年3月19日，清晨6時30分，和往常一樣，撫順戰犯管理所，百十名大多兩鬢斑白的戰犯，在管教干部的帶領下，來到禮堂，集中收聽中央的重要廣播。

　　發酵了一整晚的興奮，在大禮堂上空積聚。18日晚，戰犯們已經知道了這個“大道消息”---這是一次關于“特赦戰犯”的廣播。

　　播音員一字一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決定特赦全部在押戰爭罪犯。”

　　整個大禮堂立即爆發出轟鳴般的掌聲和“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手舞足蹈，有的仰面無語，有的淚流滿面。”當年的管教干部劉家常回憶說。

　　沒有人想到會是“全部釋放”。前一天晚上，戰犯們已就“這次會特赦誰”的問題討論了一整夜，幾乎每個人都在暗地祈求殘生能獲得自由。在這座監獄里，他們已經呆了十幾二十年，即便是最年輕的戰犯，也已年過半百。

　　撫順戰犯管理所接收的國民黨戰犯，來自東北三省、南京、武漢、北京、四川等地，最初共計350人，大部分為少將以上。

　　9年后重啟的特赦

　　1975年3月20日午后2時，撫順戰犯管理所俱樂部擺下12張大圓桌，護士長和幾位工人師傅身著潔白的圍裙，穿梭往來，端菜添湯。

　　所長金源和管教員們熱情招呼這些被他們管教了20年的國民黨將軍、官員，開始稱呼他們為“先生”。

　　“不少人喝得酩酊大醉，醉得抬出去。歲數都很大了，但是真干杯啊，親人話別一樣，畢竟待在一起這么多年。”劉家常回憶說。

　　新中國的戰犯特赦，從1959年首次特赦開始，基本一年一次，前后6次，共特赦國內戰犯296人。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最后一批日本戰犯，也在1964年3月被釋放回國。

　　然而，在1966年“文革”風暴席卷全國后，軍隊接管撫順戰犯管理所，實行軍管，特赦中斷。

　　“軍管時期對戰犯比較嚴厲。”劉家常當時被下放到偏遠鄉鎮，不能再參與管教戰犯。到1970年初，管理所的權力被剝奪得干干凈凈，戰犯們被批斗也成了家常便飯。

　　“讓我記憶最深刻的，就是楊不平事件。”劉家常說。

　　楊不平曾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有一次他看到報紙上批判劉少奇的文章時，頗不以為然地說，劉少奇當國家主席是根據憲法規定、經過全國人大投票選舉出來的，如果他有錯誤，不能再當國家主席了，那也應當按照憲法規定，經全國人大討論，投票通過罷免。現在扣上個赫魯曉夫帽子，就推翻下臺，這種做法違憲。

　　可想而知，楊不平自然成為戰犯中“反革命”的典型，遭受打罵侮辱，“非筆墨可形容”。目睹這種狀況，當時的戰犯都認為特赦不再可能，一片絕望。

　　直到一份《關于撫順戰犯管理所戰犯死亡情況的報告》出現在周恩來的辦公桌上，事情才開始起了變化。

　　報告列舉了1966年到1971年歷年戰犯死亡的具體情況，以及危重病犯的情況。報告顯示，1966年戰犯死亡1人，1967年5人，1968年8人，1969年9人，1970年10人，1971年兩個月死亡3人。

　　從此時起，重啟“特赦”似乎就已經開始了準備工作。“每個戰犯的基本情況開始要向上報告，包括歷史罪惡、改造表現、處理意見等等。”劉家常說。

　　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管理者們，也沒有預料到中央會全部特赦在押戰犯。實際上，按照他們的方案，要留下8名戰犯，其中包括周養浩---殺害楊虎城將軍和宋綺云兩家六口的主兇。

　　“我們的方案往公安部報，打了好幾個來回，但都被否了，最后的結果居然是全部特赦。”劉家常說。

　　愿意去臺灣的，也可以去

　　戰犯們的離開可以稱得上“風光”---政府為他們發放了生活用品，從衛生紙到糧票，一應俱全。當卡車載著他們走出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時候，當地群眾夾道歡送，“人很多，都想看一看戰犯的模樣”。

　　但管理所內卻亂成一片，“像是敗退”。根據規定，特赦人員的衣物和筆記要上交，一律不得帶走。

　　“基本上在監獄中的所有資料都要留下，包括改造日記、工作日記等等，甚至連管教戰犯的學習材料也要上交。”劉家常說，當時的口號是“一頁紙都不準留”，這些材料燒了好幾天才清理完畢。

　　1975年3月21日，來自沈陽的12次特快列車，停靠在了北京站。原國民黨第十二兵團中將司令黃維回到了闊別7年的北京，與他同車抵達的是新中國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293名戰犯。

　　作為這次特赦戰犯的第一名，黃維代表293名戰犯，給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寫了一封感謝信，并在招待宴席上宣讀了出來。一向“抗拒改造”、“連走路都挺著肚子”的黃維有此舉動，令熟悉他的老朋友們驚詫不已。

　　事實上，黃維在被管教期間對研制“永動機”發生了興趣。時任撫順戰犯管理所負責人金源在回憶錄中寫道，因為這個執拗的興趣，黃維曾被認為“怠慢學習”，而他覺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并從中找到改造思想的突破口。“我讓管理所電機廠的4名技術人員和學理科出身的幾名戰犯成立科研小組，幫助黃維研制‘永動機’。”

　　這些最后的戰犯，可以自由選擇去處---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國家療養，甚至也可以去香港。政府還表示，被特赦的人員愿意去臺灣的，也可以去，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來的，照樣歡迎。

　　最終陳士章、蔡省三、張鐵石等十人提出了赴臺申請。除了蔡省三之外，其他人在臺灣都有親屬，而最年輕的戰犯蔡省三是蔣經國的“太子黨”，臨行前，他特地去王府井買了一幅刺繡，準備送給老上級蔣經國。

　　然而，來自臺灣方面的聲音卻讓他們大吃一驚。臺灣方面以這些人是統戰工具、是間諜為由，拒絕他們入臺。

　　這讓十名特赦返臺的國民黨前將領進退兩難，只能焦灼地等待。但過港簽證五次延期后，臺灣方面的態度仍然沒有改變。而就在這時，十人中的張鐵石突然失蹤，20多天后，傳來了他已自殺身亡的消息。

　　“張鐵石的妻兒肯定希望他過去團圓，但那么近就是進不了家門，是很悲慘的事。他應該是徹底絕望了。”劉家常說。

　　但張鐵石的死并未讓臺灣方面的態度有所松動。申請赴臺的特赦戰犯們，四人去了美國，三人返回大陸，其余兩人留在了香港。

　　“沒有中國共產黨‘給出路’，就沒有我們的今天”

　　撫順戰犯管理所今天早已成為博物館，這座被稱為“遠東最神秘監獄”的地方正在大修。雖然地處偏僻，但管理所門口不時會有人要求參觀。

　　如今已經66歲的劉家常，在給這個他工作了一輩子的地方“看大門”，他跟他的“學員們”一直保持著聯系，往來書信保存下來有數百封。

　　對于這批戰犯，劉家常始終有濃厚的好感。在他看來，這些被釋放的戰犯，對共產黨的改造都是認可的。原本在他們看來罪惡滔天、還沒有改造好的周養浩，特赦之后的表現反而最好。

　　“只有一個人反對我們，就是國民黨軍統少將段克文。”劉家常說，段克文去了美國后，寫了《戰犯自述》一書，歪曲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改造事實，讓他們很氣憤。但是，針對這本書，其他戰犯也主動批駁，黃維就專門寫了一篇《黃維自述》來澄清事實。

　　據金源回憶，國民黨戰犯們釋放后全部安排了工作，其中多數人被分配在各級政府部門或政協，還有一些人被分配在工業、農業部門，發揮技術特長。1960年被釋放的前國民黨少將副師長白玉昆，自愿到河北省一個農村種植果樹，他栽培出許多新品種，每年獲得豐收。他的果樹栽培技術被推廣到河北全省。

　　1964年被釋放的42名戰犯中，有28人受到各種獎勵，8人被選為先進工作者。

　　目前定居香港的蔡省三，在國民黨前主席吳伯雄來大陸期間也是一路陪同，還到撫順戰犯管理所參觀。而蔡省三的夫人在彌留之際對他們全家的遺言，有如下一句:“要記住，沒有中國共產黨‘給出路’的政策，就沒有我們的今天。”

　　進城以后，諳熟帝王之術的毛澤東就把防范部下造反當做頭等大事，先把和軍隊沒有什么淵源的劉少奇安排為第二把手，然后準備整肅功高蓋主的大將。軍隊中戰功最顯赫的彭德懷，劉伯承，林彪三人就成了毛澤東的心病。三人中林彪最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在家里托病不出，還抄下三國演義中煮酒論英雄的的詩做自己的座右銘“勉從虎穴暫棲身，說破英雄驚煞人，假借聞雷來掩飾，隨機應變信如神”。林彪堅辭不去朝鮮打仗也是這個道理，打輸了，一世英名，掃地以盡；打贏了，功高不可賞，必遭主忌，也是死路一條。彭德懷不明白這個道理，在朝鮮和美國打了個平手，風風光光地回國，還把監軍的大太子毛岸英送上前線給炸死了。無論從理論上，從感情上，毛都非要干掉彭德懷不可。

　　毛澤東歷來是敵人一個一個地打，先批判沒有什么野心的劉伯承給自己立威。然后在廬山會議上，穩住劉少奇，周恩來，把為民請命，直言犯忌的國防部長彭德懷打成反黨集團。毛破口大罵彭德懷：“你操了我四十天的娘……我就沒有后了，一個兒子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林彪一看，再裝傻，下一個被整的肯定就是自己，于是才以極左的樣子出現，肉麻地吹捧毛澤東，以求逃過這一劫。毛澤東也心知肚明，樂得先利用林彪一下，派他當

　　國防部長，又派羅瑞卿當總參謀長去監視他。毛澤東的想法是，林彪既然出來干事了，就總能挑的出錯，有錯就有借口整他。就是后來利用林彪去整劉少奇時，也不忘提醒江青“為了打鬼，借助鐘馗”，要提防林彪。

　　誰知人算不如天算，大躍進搞的餓孚遍地，民不聊生。毛澤東不放在眼里的文人劉少奇串聯了黨內有良知之士把毛澤東趕下了二線。毛澤東那里咽得下這口氣。可是偏偏劉少奇在經濟上真有一套，三年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經濟全面好轉，也贏得了中央到地方大部分干部的擁護。當時劉主席和毛主席并稱，還流傳順口溜“毛主席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毛澤東的話沒人聽了，就開始罵人：北京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中宣部是“閻王店”，文化部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教育部是“資產階級統治我們的學校”。

　　政治也象下圍棋一樣，毛澤東眼看劉少奇把一塊塊的邊角全占了，自己實地不足，只能靠取外勢制勝。劉少奇當年是靠吹捧毛澤東思想起家的，這是他和毛澤東斗爭的天然劣勢，他無法反對自己鼓吹起來的毛澤東思想。后來林彪和毛澤東的斗爭也是處于同一劣勢。

　　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斗法也是相當有趣，劉少奇是搞秘密工作出身，對大轟大嗡的東西不相信，認為只要自己在中央委員會占多數，就會立于不敗之地。毛澤東是搞農民運動出身，深知只要下面鬧起來，當官的都是順風倒的墻頭草，只會保自己。毛澤東利用林彪穩住了軍隊，自己就開始“修正”毛澤東思想，把它做為反對劉少奇的工具。

　　1962年，毛澤東先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當時黨內沒有什么人反對，***的天下就是搶奪來的，當然要防止人家再搶回去。1963年，毛澤東在全國號召學習雷鋒，劉少奇稀里糊涂地上了套子，還題詞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全國性洗腦活動展開，林彪一馬當先，給毛澤東造神，在軍隊中展開學習毛著的活動。之后又開展了“四清”，毛澤東叫喚來叫喚去沒有多少人理，劉少奇一聲號令，150多萬干部下到基層“四清”，充分顯示了劉少奇的實力。

　　毛澤東雖然吹牛說“動一個小手指”就可以打倒劉少奇，但實際上也知道風險極大，私下說了，如果搞不過劉少奇就把一切都推在江青頭上，和她離婚。

　　當時，劉少奇不僅在中央委員會占多數，各大區，除了華東局的柯慶施之外也都是劉少奇的人。毛澤東的策略是先拿下劉少奇的大將彭真，如果劉少奇不能死保彭真，那么劉少奇的其他大將兔死狐悲，人人自危，必然會懷疑劉少奇的實力，不肯為其出死力，而投靠毛澤東。1965年春，毛澤東乘劉少奇出訪印尼之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倒了彭真。劉少奇回國時木已成舟，劉的為人又委屈求全，不愿和毛正面抗爭，以為毛只不過是發一陣脾氣就算了。而且覺得擁護自己的人在中央委員會占大多數，毛澤東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樣。但劉的手下已是人心惶惶。

　　毛澤東得勢不讓人，聯合林彪準備徹底搞垮劉少奇。劉少奇的人到處都是，靠誰來打倒？被洗腦的年青學生當然最好利用。中國官民矛盾歷來尖銳得很，幾千年來，“殺貪官”，“劫富濟貧”就是最得人心的口號。毛澤東給文化革命提出來“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口號。“當權派”就是當官的，從大中小學，到工廠農村，到省委部委，凡是老百姓都對當官的有這樣那樣的不滿，要打倒當官的，當然大大得老百姓的人心。

　　可憐劉少奇還蒙在鼓里，以為毛澤東只不過是不甘寂寞，叫上一陣就算了。江青在北大煽動學生造黨委的反，一夜之間，大字報貼遍了北京城。毛澤東則躲在上海，叫劉少奇去應付局面。劉少奇還以為又是和反右差不多，沒想到這次“引蛇出洞”是毛在引誘他和學生們正面沖突。劉少奇還用***的一貫手法，派工作組進駐北京大中學校，抓右派，把挑頭鬧事的，和“出身不好”的學生大批大批地打成了反革命。

　　學生們被打成反革命當然不服，也恨死了工作組和劉少奇。

　　毛澤東這時才風風火火的趕回北京，大罵劉少奇，說工作組是錯誤的，給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平反，不費吹灰之力就讓年青學生成了劉少奇的死對頭。“紅衛兵”成了毛打倒劉的主要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