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鑒賞：《猛虎集》序

　　《猛虎集》序

　　在詩集子前面說話不是一件容易討好的事。說得近于夸張了自己面上說不過去，過

　　分謹恭又似乎對不起讀者。最干脆的辦法是什么話也不提，好歹讓詩篇它們自身去承當。

　　但書店不肯同意；他們說如其作者不來幾句序言書店做廣告就無從著筆。作者對于生意

　　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書賣得好不僅是書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稅也跟著像樣：

　　所以書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敬的。事實上我已經費了三個晚上，想寫一篇可以幫助

　　廣告的序。可是不相干，一行行寫下來只是仍舊給涂掉，稿紙糟蹋了不少張，詩集的序

　　終究還是寫不成。

　　況且寫詩人一提起寫詩他就不由得傷心。世界上再沒有比寫詩更慘的事；不但慘，

　　而且寒傖。就說一件事，我是天生不長髭須的，但為了一些破爛的句子，就我也不知曾

　　經捻斷了多少根想象的長須。

　　這姑且不去說它。我記得我印第二集詩的時候曾經表示過此后不再寫詩一類的話。

　　現在如何又來了一集，雖則轉眼間四個年頭已經過去。就算這些詩全是這四年內寫的

　　（實在有幾首要早到十三年①份）每年平均也只得十首，一個月還派不到一首，況且又

　　多是短短一橛的。詩固然不能論長短，如同Whistler②說畫幅是不能用田畝來丈量的。

　　但事實是咱們這年頭一口氣總是透不長——詩永遠是小詩，戲永遠是獨幕，小說永遠是

　　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亞的戲，丹丁③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類作品，比

　　方說，我就不由的感到氣餒，覺得我們即使有一些聲音，那聲音是微細得隨時可以用一

　　個小拇指給掐死的。天呀！哪天我們才可以在創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東西？哪天我們這

　　些細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臉的急漲的苦惱？

　　說到我自己的寫詩，那是再沒有更意外的事了。我查過我的家譜，從永樂④以來我

　　們家里沒有寫過一行可供傳誦的詩句。在二十四歲以前我對于詩的興味遠不如對于相對

　　論或民約論的興味。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

　　心是想做一個中國的Hamilton⑤！在二十四歲以前，詩，不論新舊，于我是完全沒有相

　　干。我這樣一個人如果真會成功一個詩人——哪還有什么話說？

　　①十三年，指民國十三年，即1924年。

　　②Whistler，通譯惠斯勒（1834—1903），美國畫家。他長期僑居英國。

　　③丹丁，通譯但丁（1265—1321），意大利詩人。

　　④永樂、明成祖朱棣的年號（1403—1424）。

　　⑤Hamilton，通譯漢密爾頓（1757—1804），美國建國初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

　　在華盛頓總統任期內先后主持財政和軍備工作。

　　但生命的把戲是不可思議的！我們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靈，哪件事我們作得了主？

　　整十年前我吹著了一陣奇異的風，也許照著了什么奇異的月色，從此起我的思想就傾向

　　于分行的抒寫。一份深刻的憂郁占定了我；這憂郁，我信，竟于漸漸的潛化了我的氣質。

　　話雖如此，我的塵俗的成分并沒有甘心退讓過；詩靈的稀小的翅膀，盡他們在那里

　　騰撲，還是沒有力量帶了這整份的累墜往天外飛的。且不說詩化生活一類的理想那是談

　　何容易實現，就說平常在實際生活的壓迫中偶爾掙出八行十二行的詩句都是夠艱難的。

　　尤其是最近幾年有時候自己想著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過去內心竟可以一無消息，不透

　　一點亮，不見絲紋的動。我常常疑心這一次是真的干了完了的。如同契玦臘①的一身美

　　是問神道通融得來限定日子要交還的，我也時常疑慮到我這些寫詩的日子也是什么神道

　　因為憐憫我的愚蠢暫時借給我享用的非分的奢侈。我希望他們可憐一個人可憐到底！

　　①契玦臘，泰戈爾的同名劇本中的女主人公。

　　一眨眼十年已經過去。詩雖則連續的寫，自信還是薄弱到極點。“寫是這樣寫下了”，

　　我常自己想，“但準知道這就能算是詩嗎”？就經驗說，從一點意思的晃動到一篇詩的

　　完成，這中間幾乎沒有一次不經過唐僧取經似的苦難的。詩不僅是一種分娩，它并且往

　　往是難產！這份甘苦是只有當事人自己知道。一個詩人，到了修養極高的境界，如同泰

　　戈爾先生比方說，也許可以一張口就有精圓的珠子吐出來，這事實上我親眼見過來的不

　　打謊，但像我這樣既無天才又少修養的人如何說得上？

　　只有一個時期我的詩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發，不分方向的亂沖。那就是我最早寫詩

　　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種偉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顧間散作繽

　　紛的花雨。我那時是絕無依傍，也不知顧慮，心頭有什么郁積，就付托腕底胡亂給爬梳

　　了去，救命似的迫切，哪還顧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時期內寫了很多，但幾乎全部都是

　　見不得人面的。這是一個教訓。

　　我的第一集詩——《志摩的詩》——是我十一年①回國后兩年內寫的；在這集子里

　　初期的洶涌性雖已消滅，但大部分還是情感的無關闌的泛濫，什么詩的藝術或技巧都談

　　不到。這問題一直要到民國十五年我和一多②、今甫③一群朋友在《晨報副鐫》刊行

　　《詩刊》時方才開始討論到。一多不僅是詩人，他也是最有興味探討詩的理論和藝術的

　　一個人。我想這五六年來我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④的作者的影響。我

　　的筆本來是最不受羈勒的一匹野馬，看到了一多的謹嚴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

　　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終不容我追隨一多他們在詩的理論方面下過任何細密的工夫。

　　①十一年，指民國十一年，即1922年。

　　②一多，即聞一多（1899—1946），詩人，當時在清華大學任教。

　　③今甫，即楊振聲（1890—1956），小說家，當時在清華大學任教。

　　④《死水》，聞一多的詩作。

　　我的第二集詩——《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說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個較大的波折

　　的留痕。我把詩稿送給一多看，他回信說“這比《志摩的詩》確乎是進步了——一個絕

　　大的進步”。他的好話我是最愿意聽的，但我在詩的“技巧”方面還是那楞生生的絲毫

　　沒有把握。

　　最近這幾年生活不僅是極平凡，簡直是到了枯窘的深處。跟著詩的產量也盡“向瘦

　　小里耗”。要不是去年在中大認識了夢家①和瑋德②兩個年青的詩人，他們對于詩的熱

　　情在無形中又鼓動了我奄奄的詩心，第二次又印《詩刊》③，我對于詩的興味，我信，

　　竟可以消沉到幾于完全沒有。今年在六個月內在上海與北京間來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

　　喪，又有別的不少煩心的事，人是疲乏極了的，但繼續的行動與北京的風光卻又在無意

　　中搖活了我久蟄的性靈。抬起頭居然又見到天了。眼睛睜開了心也跟著開始了跳動。嫩

　　芽的青紫，勞苦社會的光與影，悲歡的圖案，一切的動，一切的靜，重復在我的眼前展

　　開，有聲色與有情感的世界重復為我存在；這仿佛是為了要挽救一個曾經有單純信仰的

　　流入懷疑的頹廢，那在帷幕中隱藏著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動：顯示它的博大與精微，

　　要他認清方向，再別錯走了路。

　　①夢家，即陳夢家（1911—1966），新月派后期代表詩人，曾編輯《新月詩選》。

　　三十年代后期開始轉向歷史考古研究。

　　②瑋德，即方瑋德（1909—1935），新月派后期代表詩人，著有《丁香花詩集》、

　　《瑋德詩集》等。

　　③第二次又印《詩刊》，指1930年初由新月書店出版的《詩刊》。

　　我希望這是我的一個真的復活的機會。說也奇怪，一方面雖則明知這些偶爾寫下的

　　詩句，盡是些“破破爛爛”的，萬談不到什么久長的生命，（但在作者自己，總覺得寫

　　得成詩不是一件壞事，這至少證明一點性靈還在那里掙扎，還有它的一口氣。）我這次

　　印行這第三集詩沒有別的話說，我只要借此告慰我的朋友，讓他們知道我還有一口氣，

　　還想在實際生活的重重壓迫下透出一些聲響來的。

　　你們不能更多的責備。我覺得我已是滿頭的血水，能不低頭已算是好的。你們也不

　　用提醒我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訴我這遍地的災荒，與現有的以及在隱伏中的更大的變

　　亂，不用向我說正今天就有千萬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著，或是有千千萬人在極度的饑餓

　　中叫救命；也不用勸告我說幾行有韻或無韻的詩句是救不活半條人命的；更不用指點我

　　說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韻腳是根據不合時宜的意識形態的……，這些，還有別的很

　　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們一說到只是叫我難受又難受。我再沒有別的話說，我只要

　　你們記得有一種天教歌唱的鳥不到嘔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獨自知道的別一個世界的

　　愉快，也有它獨自知道的悲哀與傷痛的鮮明；詩人也是一種癡鳥，他把他的柔軟的心窩

　　緊抵著薔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著星月的光輝與人類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來把白

　　花染成大紅他不住口。他的痛苦與快樂是渾成的一片。

　　在中國做一個詩人不是一件容易討好的事！

　　這比起做“在詩集子前面說話”這種“不容易討好的事”，可要艱難得多了。

　　——徐志摩是應該體會尤深的吧！

　　人們往往對詩人要求過于苛刻，規范的尺度則過于狹窄。尤其在大變動，大撞擊的

　　現代中國，詩人如果不象《女神》那樣“吶喊”，象“創造社”和“太陽社”那樣“普

　　羅”，那樣地“迎著風狂和雨暴”，則免不了被冷落、嘲弄，甚至眾口交矢、圍攻式的

　　批判與掊擊。

　　徐志摩這個既“浮”又“雜”的“布爾喬亞詩人”，他在生前死后毀譽錯雜的種種

　　遭際，正是現代詩史上一個“非主流的”，“遠離中心”又妄談政治的詩人的典型縮影。

　　這篇《〈猛虎集〉序》正是詩人這種舉步唯艱的艱難人生的一種表露，是詩人痛苦而真

　　誠的內心世界的一次剖白。當然，在這篇“自序性”散文娓娓道來之際，波及面其實也

　　很寬：從徐志摩個人創作經歷，詩歌的經驗和主張，到“新月詩派”的沉浮和藝術追求，

　　都廣有涉及。然而，其中最令人動容的，無疑是文章后一部分近乎懇求的，真誠熱切而

　　又痛苦難言的內心世界之剖白：

　　“你們不能更多的責備。我覺得我已是滿頭的血水……你們一開口說到只是叫我難

　　受又難受……”。

　　那個詩人是“天教歌唱”的“不到嘔血不住口”的“癡鳥”的比喻、更讓人永難忘

　　懷。

　　也許，我們一直忽略了徐志摩作為一個詩人的內心深處矛盾和痛苦的一面？！

　　徐志摩本是帶著全身心的浪漫情趣，“作別西天的云彩”、從詩意盎然的“湖畔”

　　和康橋回國，而且是懷抱著“要守候一個馨香的嬰兒出世”（《嬰兒》）的社會政治理

　　想回國的。然而，無論個人情感生活，還是資產階級人道或政治理想，都在現實中遭到

　　破滅的命運。

　　在個人情感生活上，他以極大的勇氣和熱情艱難爭取來的愛情，卻嘲諷了他所理想

　　的“白朗寧夫婦”模式，而他又只得自吞苦果，而且還要在別人面前裝得若無其事，作

　　出一副紳士風度。

　　在社會政治理想上，更是屢遭碰壁。英國“康橋式”的“愛、美、自由”理想成為

　　一紙空談。社會現實在他看來都成為：“民族的破產、道德、政治、社會、宗教、文藝

　　一切都是破產了”（《落葉》）。而徐志摩又總是常常未能忘情于他的政治理想，屢屢

　　要在詩歌中加以表現，可他一開口談政治，總是為革命文藝工作者所詬病，《西窗》、

　　《秋蟲》至今仍為許多人所耿耿于懷。

　　這是徐志摩的錯，錯就錯在他不該在中國談他本來就不怎么懂（但又偏要裝很懂）

　　的政治！而且，徐志摩作為詩人留給后世的珍貴詩歌遺產，也決不是那些談論政治和

　　“主義”的作品。

　　詩歌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我們不能要求詩歌象鏡子那樣反映現實、象傳聲筒那

　　樣表達理念。我們也不能僅僅要求詩歌作為時代的鼓點與號角而發揮其外在功能。馬克

　　思曾諷刺當時的普魯士當局：“你們贊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

　　寶藏，你們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么卻要求世界上最

　　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的形式呢？”（《馬恩全集》第1卷，第7頁）

　　詩人的首要素質，應該是“真”，是真情性和真人生。詩人必須講真話，詩歌必須

　　表真情，甚至在眾聲喧嘩的嘈雜一片中，真誠而執著地發出自己的不和諧音。就此而言，

　　徐志摩是足以讓人景仰甚或汗顏的。他的人格主旨正在于一個真字。恰如周作人談到徐

　　志摩時說的：“這個年頭，別的什么都可以有，只是誠實早已找不到，便是瓜哇國里恐

　　也不會有了罷，志摩卻還保守著他天真爛漫的誠實，可以說是世所希有的奇人了。”

　　（《志摩紀念》）

　　徐志摩真誠地追求理想，真誠地謳歌“愛、美、和自由”，甚至表達他內心思想深

　　處的矛盾和痛苦，也顯得那樣的真誠、直率而懇切：

　　“…我覺得我已是滿頭的血水，能不低頭已算是好的。你們也不用提醒我這是什么

　　日子；不用告訴我這遍地的災荒，與現有的以及在隱伏中的更大的變亂……這些，還有

　　別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們一說到只是讓我難受又難受……”

　　詩人幾乎是在懇切地祈求人們的理解了。

　　面對這樣的真誠，還有什么“錯”不可以原諒的呢？！

　　事實上，詩人對痛苦比一般人更敏感更深沉，他并不是不知道人世的痛苦，詩人

　　“有他獨自知道的悲哀與傷痛的鮮明”。他唱出“別一個世界的愉快”不正是對這一現

　　世與此岸的世界作彌補及理想性的升華嗎？

　　詩在詩人那里，是理想的天國，它具有超驗的自由性，正是詩歌這一人類之夢和理

　　想的天國，能使充滿重重矛盾和對立的現實生活化為一種夢幻式的永遠使自由精神得到

　　保證的詩化生活。

　　徐志摩以他的深刻痛苦的內心世界，象“杜鵑啼血”般地“唱出別一個世界的歡樂”，

　　唱出那么多魅力永存的優美詩篇，這還不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