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職擴招200萬

　　今年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明確提出今明兩年高職擴招200萬的任務。

　　中央這樣的戰略安排有何深意？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高職擴招100萬，今年再次提出，兩年擴招200萬，高職院校如何接招落地？困難和挑戰在哪里？該如何迎難而上？兩會期間，記者就此采訪了多位代表委員和專家、高職院校校長們。

　　職教連續擴招，被國家寄予厚望

　　“這是黨中央、國務院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的一項利國利民的重大舉措，無論從經濟社會發展對高素質技能人才的大量需求，還是從當前如何穩就業、促就業來看，十分必要，意義重大。高職擴招的政策效應將持續釋放，對經濟、社會以及教育會帶來重大影響。”全國政協常委、安徽省政協副主席、省教育廳廳長李和平表示。

　　在李和平看來，此舉有四層深意：其一，抓好“六穩”“六保”的重要戰略之舉。穩就業居“六穩”之首。當前，受新冠肺炎疫情、經濟下行壓力等多種因素疊加影響，就業形勢復雜嚴峻。高職擴招200萬，有助于緩解當前狀態下的就業壓力，也有利于社會和諧穩定。其二，有利于提高就業質量，使退役軍人、下崗失業人員、農民工和新型職業農民有了接受高等職業教育的機會，實現更高質量更充分就業。其三，有利于提升教育服務能力。高職擴招后將為現代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現代農業等產業一線輸送更多高素質的技術技能人才，進一步促進人力資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人口紅利更好地轉變為人力資源紅利。其四，有利于促進職業教育大改革大發展。

　　“職教擴招再加碼，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對職業教育尤其是高等職業教育是非常看好的、寄予厚望的，高職對于民生的意義，無論從‘以人民為中心’、經濟轉型升級還是年輕人發展本身，其作用都是非常凸顯的。”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教科院原副院長馬樹超表示，去年我們實現了擴招百萬的任務，是高職院校執行力的體現，是教育部執行力的體現，是各級政府對于國家大政方針落地執行力的體現。

　　馬樹超認為，今明兩年的高職擴招加碼，這是《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提出的八大發展目標之一的“職業教育服務能力顯著提升”的集中體現，也是《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職教“20條”）中提出的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特征的集中體現，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是光榮而又重要的任務，這一舉措的政治站位遠遠高于教育系統自身工作的范疇。

　　“在脫貧攻堅的收官之年，高職院校服務貧困地區的能力值得更大的期待和肯定。”馬樹超連續九年主持調研發布中國高職教育質量年度報告，據此，他列出3組數據以證明。調研發現，高職2017年、2018年、2019年連續三年，每年畢業的300多萬學生中，來自貧困地區農村生源占比為9.9%，劃到每個國貧縣就是300多人。第二組數據是，高職的貧困地區農村生源的63%分布在農林類、醫藥衛生類、民族類、師范類等院校中，他們畢業后對于加強鄉村衛生院、幼兒園等農村基層組織建設，解決基層民生問題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組數據是，這些貧困地區農村生源的高職畢業生就業率連續5屆穩定在90%以上，其中近1/4是留在貧困地區的，有力支撐了當地脫貧攻堅。

　　“這些數據背后的深意，我想國家會看得非常清晰。”馬樹超說。

　　擴招帶來哪些挑戰，該如何應對

　　全國1423所高職院校，要在今明兩年擴招200萬，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不是一個輕松的任務。地方和高職院校將會面臨怎樣的困難和挑戰？該如何應對？

　　陜西鐵路工程職業技術學院校長王津從過去一年的擴招工作中，真切感受到了一些困難：有上學需求的人不知道國家有這項政策，不知道如何進入高職院校；學校尚未做好接收社會生源的充分準備，對生源的學習基礎、學校如何轉變教學模式都存在擔憂。

　　“現在大家能夠有針對性地做好準備和調整。”王津表示，高職院校要進一步挖掘潛力，早動手，早分析，盡快開展今明兩年招生的組織工作，統籌考慮“招多少、如何教”的問題。

　　辦學條件亟須改善可能是每個校長感受最直接的壓力。全國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職業學院院長鄭亞莉表示，此次擴招為全日制招生，學校生均教學用房、占地面積、宿舍、實訓基地等硬件條件難以滿足目前需求。

　　“職業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其平均培養成本是同級普通教育的2—3倍，高職擴招必將對高職院校的基礎設施、教學資源和實訓基地等帶來很大壓力。”李和平說，按照教育部現有普通高等學校基本辦學條件標準計算，擴招后一些學校的辦學條件將面臨無法達標的狀況。

　　師資缺口大，也是地方和學校普遍面臨的難題。從全國來看，目前全國高職院校共有專任教師49.8萬人，按生師比18：1計算，每年需補充6.5萬名高職教師。

　　“這給每一名教師帶來了一定的挑戰。首先是教學任務增加，教師的教學壓力也會相應有所增加。其次是對教師素養和能力的挑戰。下崗職工、半工半讀的企業職工可能有實踐基本功，但缺少理論知識，老師要如何因材施教、有教無類都會是挑戰。”王津說。

　　對于地方政府而言，高職辦學經費可能是最大的挑戰。李和平說，按照“2017年各地高職院校年生均財政撥款水平應當不低于12000元”要求，各地總體情況達標，但擴招后一些高職院校的教育經費將變得更加拮據。

　　李和平建議，國家要進一步深化高職教育經費投入機制改革，加大對高職教育的投入，建立與辦學規模、培養成本、辦學質量等相適應的財政投入制度。進一步建立健全高職教育標準體系，進一步完善相關評估評價體系。進一步落實相關配套支持政策，國家相關部門盡快出臺政策，進一步完善教師績效工資核定辦法，將教師參與擴招教學工作量納入績效工資總量，以保障高職院校擴招后教師動力不減，教學標準不降。

　　“擴招的保障措施至關重要，各級行政主管部門應加大統籌協調力度，將高職擴招保障措施落實落細。”鄭亞莉建議，財政部門要全面落實生均撥款、獎助學金提標擴面；人社部門將擴招入高職的中職學生、下崗失業人員、退役士兵納入培訓資金和職業技能行動補助范圍；農業農村部門出臺農民工、新型職業農民的資助政策等。

　　“教學資源肯定面臨攤薄的風險，考驗各級政府的時候到了，應該花力氣去引導和支撐高職院校完成戰略任務，創造性地調動資源把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要打組合拳，不能把壓力只放在高職院校身上。”馬樹超舉例，就像抗疫中的方艙醫院一樣，采取一些解決資源短缺的戰時舉措，比如，內蒙古化工職業學院、寧波服裝職業學院等院校深入企業行業，采用“一企一策”，調動企業資源，很好地完成了2019年的擴招任務。

　　馬樹超特別提醒，持續的擴招帶來持續的挑戰，高職擴招200萬既然被國家當作宏觀政策提出來，就需要全社會共同應對，光靠教育系統的努力很難達到預期效果。比如，發改系統可以在首批國家產教融合型城市試點的推進建設中，設置與擴招百萬相關的評價指標、給予更多政策扶持，人社系統要為高職擴招的教師編制和績效工資激勵政策等給予更多支撐，財政系統要督促各地確保高職擴招的經費劃撥到位等，行業企業更要積極參與，與高職擴招互惠互利。“當下正是各地編制‘十四五’規劃之時，應該把支持高職擴招列入地方規劃，給予持續性支持，尤其要鼓勵地方政府為高職擴招進行政策探索，期待管理部門加快出臺與擴招對應的新政策、新標準、新規范，使高職擴招得到全社會的支持。”馬樹超說。

　　200萬，龐大數字的背后是更多類型的生源，其中包括高中畢業生、退役軍人、下崗失業人員、農民工、新型職業農民等。生源結構發生重大改變，也倒逼高職教育發生變革。招進來，怎么才能留得住，學得好，出得去？

　　李和平指出，高職擴招豐富了生源構成，促進職業教育與繼續教育大融合，倒逼高職教育完善考試招生辦法、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帶動辦學條件改善和評價機制改革，彰顯了職業教育的類型特征，成為職業教育大改革大發展的催化劑。

　　那么要如何因材施教，真正實現讓更多勞動者“長技能、就好業”？也許我們能從2019年的擴招經驗中找到一些借鑒。

　　從過去一年擴招的經驗中，王津總結，退役軍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社會生源存在年齡層次不齊、基礎知識能力參差不齊的特征。因此他建議高職院校在全校上下加強學情分析，做好教學方式轉變，適應多類型生源特征，繼續開展學徒制、訂單式、學分制等教學模式探索。

　　重慶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受教育部職成司委托，對擴招后20余個省市的高職院校教育教學情況做了分析。這些學校以擴招為契機，在教學管理、學生管理、學生綜合素質、人才培養質量等方面有積極的創新舉措并行之有效。

　　如何幫助更多社會生源協調好學習與工作、家庭的關系，很多學校采取了彈性學習模式。例如吉林鐵道職業技術學院采取了“送教入企”形式，根據鐵路企業生產規律設計“小課程體系”，實施“旺工淡學”的錯峰教學。

　　在分類制定培養方案方面，淮安信息職業技術學院為學生量身定制“選學菜單”，根據學生來源不同、合作企業產業背景不同，實施“一類型一方案”“一企業一方案”“一人一規劃”，構建“通用文化課+公共專業課+企業特色課”課程體系。

　　“擴招帶給學校的最大挑戰其實是分類培養，做到有質量的擴招。”馬樹超認為，從2006年以來，一批示范（骨干）和雙高建設的高職院校已經積累了有效的經驗，如何把這些經驗變為1400多所高職院校的共同財富，還面臨很大的挑戰。在他看來，一些改革比如完全學分制等，可以借擴招的契機加快推進。

　　“擴招倒逼高職院校加快轉型改革的步伐，需要高職院校的校長們進一步解放思想，對類型教育內涵有新的認識，對高職服務能力顯著提升等類型教育的特征有新的理解，不再按照原來辦普通教育的模式來發展高職，而要在產教融合的辦學模式、教學資源、課程設置等方面加快改革，對接市場需求和科技發展趨勢、對接國家穩企業保就業的目標，真正激發出新的改革發展動力。”馬樹超說。

　　李和平則建議，采取打造能夠勝任面向退役軍人、下崗失業人員等不同社會生源實施教學和管理工作的教師隊伍等措施，應積極做好就業指導服務，把實現高質量就業作為檢驗人才培養質量的重要標準。推動退役軍人、下崗失業人員等社會擴招畢業生在落戶、就業、參加機關事業單位招聘、職稱評審、職級晉升等方面與普通高校畢業生享受同等待遇。

　　“解決人才培養出口最佳途徑就是校企合作、產教融合。”鄭亞莉建議，要深化校企合作辦學路徑，鼓勵企業參與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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