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歷史復習方法：西方歷史知識確證的三個路徑

　　知識作為確證的真信念，有賴于證據的支持。歷史知識，因其對象（歷史）不可直接觀察，其確證問題長期處于史學理論基本議程中，證據概念也隨之居于本領域核心位置。在西方，大體上，人們或者認為證據天然地與外部實在相聯系，尤其指向材料或事實，或者認為證據在很大程度上是歷史學家心靈反思的結果，最新的看法則把證據視作語言的產物。這三種對證據的不同理解，分別造就了歷史重構、建構與虛構的歷史知識確證路徑。

　　首先，證據指向材料或事實，是最古老也是影響力最持久的觀點，在當代西方史家那里大有市場。材料或事實通常被認為是確定性的，相應地，歷史也就被認為是依據材料或事實進行的推理，而推理所得通常被認為符合那不可直接觀察的過去實在。英國斯坦福郡大學歷史學榮休教授艾倫·蒙斯洛把這種證據觀念視作經驗主義的，并稱這種史學的擁護者為重構論者。

　　但是這一路徑自20世紀伊始，其內部就不斷提出質疑。牛津大學的H.B.喬治在192019年出版的《歷史的證據》一書中，把證據與獲取知識結合在一起來考慮，認為"任何傳遞信息的事物都是證據"。這一觀點極具實用性，但同時他也注意到了證據的限定性，即同一個材料或事實，對于不同的人來說，不一定都會被認可為證據。

　　美國歷史哲學家亞瑟·丹托在1965年發表了《分析的歷史哲學》后，人們已經認識到歷史作為一種經驗知識，有著特定的整體組織框架，盡管過去的存在對他們不言而喻，但"離開組織框架我們沒法認知歷史，而歷史地形成的組織框架也不是脫離特有的人類旨趣的"。證據指向材料，在歷史編纂中以陳述句的形式出現，其實是在特定的時間視角下去看待事物。這就否定了證據的獨立性與客觀性，從而"歷史學家該追求的不是再造歷史，而是對過去的一種組織"，釜底抽薪地批判了材料重構歷史的路徑。

　　其次，與之相伴的另一路徑是把證據視作內心反思的產物，由這種觀念形態的證據參與建構歷史，就是當代西方史學理論中長期居于主流地位的證據"心靈說"與歷史建構論。

　　克羅齊、柯林武德細致地闡釋了這一路徑�？肆_齊在他的精神哲學總綱下，區分了歷史與編年史后，認為只有歷史學家的主動探究才能揭示出材料的意義，而這種意義在動機上卻又是源自歷史學家的時代與興趣。在這種認識之下，他承認證據載體是材料，但認為即使材料經過批判核實了，也不可被認為是真的，因為通過這種批判性證據所建立的"歷史本質上是一種完全外在的歷史，絕非那種當代的和現在的根本性真歷史"�？铝治涞鲁欣m克羅齊，認為只要是此時此地存在的東西都可以被認為是證據，歷史學的程序或方法的根本在于解釋證據，從而"所有的歷史都是對證據或多或少進行批判性和科學性解釋的結果"。

　　柯林武德的看法基本上代表了這一路徑，后續討論也都以之為基礎。荷蘭開放大學歷史學教授楊·范·德·杜森在1990年撰寫了《歷史學家及其證據》一文，繼續深入探究。他注意到，對于歷史編纂學而言，一個有著一定重要性的問題是：那些稱職的歷史學家們怎么能夠從基本上同樣的證據中得出那么千差萬別的結論呢？為解決這個問題，他引入了美國實用主義哲學開創者皮爾士的假設推理或溯因推理，認為歷史是根據經驗從已知看得見的事物去推論那看不見的過去。假設推理是歷史學的特點，認定證據就意味著做出了假設。不過，這并不能否定歷史作為一門科學的地位。

　　最后，隨著當代西方史學理論迎來語言學轉向，歷史建構論發展出了當前最為流行的第三種歷史知識確證路徑：證據的"話語產物說"與歷史虛構論。

　　海登·懷特作為后現代主義史學理論的旗手，在1973年出版的《元史學》中挑明了歷史詩學性質，即歷史是人工語言制品。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哲學系高級講師麥庫拉、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戴維斯中心研究員塔克爾等學者，進一步闡述了后現代主義的歷史知識確證路徑。他們的看法幾乎是當今后現代主義史學理論家的普遍認識。麥庫拉認為歷史學家需要通過證據來證明他們對過去的描述是可靠的，但是把物質材料叫作證據嚴格說來是不恰當的。因為歷史學家挑選材料時，總是尋找那些他們認為"可以對其希望揭示的歷史事實有所助益的證據"，所以解釋證據所帶來的推論結果充滿了不確定性和可錯性。

　　值得注意的是，塔克爾把貝葉斯主義引入到史學理論中來，他認為貝葉斯主義是對歷史學家實際行為的最好解釋。貝葉斯主義是一種主觀概率推理，即人們對某事情發生可能性的一個估計。面對浩如煙海的歷史數據，歷史學家在研究中總是先根據已有知識和經驗提出假說，然后不斷按照新發現的證據來修正假說。

　　然而，歷史學以求真為旨趣，自成為一門現代學科以來，總是致力于申張其科學性。后現代主義的歷史確證路徑自提出以來，爭議不斷。歷史存在不容置疑，但歷史學區分為研究與書寫兩個階段。重構論與建構論側重于研究，而"虛構"論著力于書寫。海登·懷特等人本意只是說歷史書寫會有虛構成分，并非認為歷史本身是虛構的。但他的后學們很多錯誤理解虛構適用范圍，認為我們在研究中也在進行虛構，這等于直接否定了歷史真理的存在，徹底走向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是西方現代性發展的一個惡果，它在史學理論界否定歷史真理，濫用虛構，把虛構變成虛無，這是一切嚴肅的史學理論家們所反對的。后現代主義雖有部分合理成分，但自身需要避免極端化，廣泛吸納以往一切研究成果，推陳出新。這也是當前超越后現代主義，維護歷史真理性的必由之路。

　　2019年，在塔克爾主編的《歷史哲學與歷史編纂學指南》中，作者們通過撰述"歷史證據"詞條，力圖融合以往三種確證路徑，開辟新的歷史知識確證路徑，消除歷史虛無主義隱患。作者們在詞條中認為證據總是用來證明真理的，維護歷史真理必須對證據有更好的理解。貝葉斯主義只是有助于我們理解部分歷史學推理，確證某個信念的成立，并不能解決歷史真理的產生。這樣就鮮明地把邏輯演繹（歷史書寫）與經驗發現（歷史研究）兩個層面區分開來，從而在一種溫和的后現代主義思想中，為作為材料的歷史證據和歷史知識的可能性留下空間，肯定了歷史具有客觀真理性。

　　繼而，當代西方史學理論家們把研究與書寫結合起來，提出以解釋主義補充貝葉斯主義。解釋主義是指在研究中提出某些假設來深化對證據的解釋，繼而在實踐中逐步修正所給出的解釋，最終提出最好的解釋。在歷史真理問題上，應該不斷提升歷史認識的真理性程度，確保最好的解釋與最有可能的解釋一致。

　　最終，他們提出史學理論需要發展一種解釋主義的貝葉斯主義，這表明當代西方在后現代主義沖擊后，再度確認歷史的科學性，力圖維護歷史真理，其進一步發展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