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門學子進入常春藤名校之后

　　“階層的符號無處不在”

　　“階層的符號無處不在，從你穿的衣服，到你說話的樣子。”

　　當埃爾·巴羅斯作為新生第一次踏入哈佛大學校園的時候，她感覺特別不適應，就好像她的額頭上刻著“低收入”3個字似的。校園里的樹那么綠，鵝卵石鋪就的道路那么精致……這些景致美好得一點兒也不真實。“像我這樣的女孩不屬于這種地方。”

　　對埃爾來說，世界的顏色是灰的。她家位于紐約一個治安混亂的貧困街區，街區周圍終日警笛長鳴。埃爾的父母用盡了積蓄，才從幫助貧困人群造房子的公益組織“人道家園”那里買了一處小房子。她家經常缺錢，有時連肥皂、卷紙這樣的生活用品都買不起。

　　突然有一天，埃爾收到了一封來自哈佛大學的錄取郵件，哈佛提供的全額獎學金也讓她付得起高昂的學費。“從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埃爾說，“我再也不用像父母一樣受苦了。”

　　可是，進入哈佛之后，焦慮和失落一直沒有離開。

　　大學一、二年級，她在課堂上很少開口，因為擔心用錯詞，發錯音。埃爾的父母是來自哥倫比亞的移民，在家里，父母說西班牙語。埃爾出生在紐約，但她只有在學校里才能學到英語。正因為如此，雖然在閱讀的時候能夠理解許多單詞，但她不敢大聲地把這些詞說出來——很少有人會糾正她的發音。

　　經濟背景還影響到交朋友。“你會因為支付不起一些費用而被朋友圈淘汰。”埃爾說，“比如，如果有人說，我們去餐廳吃飯然后看電影吧……你就只能悄悄離開。”

　　在同齡人談論購買一件200美元的衣服，或者去國外度假的時候，埃爾總是不知道怎樣加入討論。

　　“那些有錢的孩子，常常意識不到這種談話會讓別人產生什么感受。”他們肯定不是故意的，因為那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但總會誤傷其他人的自尊心。因為交友困難，埃爾選擇一個人居住，她覺得自己沒法忍受和“特權階層的人”當室友。

　　有時，課程的設置也會讓貧困生感受到來自上層的“壓迫感”。比如，在最近的一次社會學的課上，教授讓學生們定義自己的社會階層。

　　“中產。”一個學生說。

　　“上層。”另外一個學生說。

　　這個議題讓埃爾很不舒服，因此她拒絕參與：“當著那么多同齡人承認你很窮，是一件特別痛苦的事。”

　　獎學金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曾幾何時，進入常春藤名校是美國精英家庭子女的“特權”。進入新世紀后，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等名校決定改變游戲規則，給予貧困家庭子弟全額獎學金，每年最高可達5.9萬美元。2014年，19.3％符合條件的哈佛學生獲得了獎學金。

　　但減免學費只是幫助寒門子弟克服了第一個障礙。“上名校是一場徹底的文化沖擊。”哈佛大學二年級學生特德·懷特說。

　　特德出生在牙買加平原一個工人家庭，父親是位公交車司機。他感覺，哈佛大學不是為自己這種背景的孩子設立的。許多同學在大學一年級開始就創立公司或公益組織，而他們的資源一般都來自父母。“我們的起點就不一樣。”特德說。

　　畢業之后的去向也讓窮孩子們緊張。名校中的大部分孩子能依靠父母的關系到大公司實習。即使單看個人表現，在面試的時候，富裕家庭的孩子也會占據優勢，因為他們表現得更加自信和從容。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普遍存在自信問題，他們從來沒見過大公司里的律師、高管或華爾街精英。他們的父母沒有能力帶他們見識職場精英的世界。

　　有時，特德會懷疑進入哈佛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盡管他知道，進入哈佛可能讓他遠離父母那樣終日為經濟掙扎的生活。

　　富裕家庭的孩子無憂無慮地享受著上一輩的各種“福利”時，貧困的孩子卻要時時想著反哺父母。拉美裔學生亞歷杭德羅·克勞迪奧曾經苦惱地對一位富裕的朋友說：“媽媽這幾天問我有沒有余錢，可以用來支付賬單。”他的母親是一位日托中心的保姆，父親是個焊工。

　　朋友沉默了半晌，不知道說什么才好，最后他說：“我為你感到抱歉。”

　　聽到朋友這樣說，克勞迪奧感覺更糟了。

　　雷娜塔·瑪汀是布朗大學的畢業生，爸爸是披薩送餐車的司機。學校給她提供了9萬美元的助學金，但她在校園里仍然需要依靠“化緣”度日——因為患有“身份認同焦慮”，雷娜塔去看心理醫生，學校提供的醫療保險支付了診費中的大頭兒，但她連15美元的自負部分也承擔不起。“學校認為，十幾塊的‘額外費用’人人都能承擔，但事實是，我們不能。”

　　雷娜塔不得不到學校的教會機構申請資金，用來購買課本和回家的車票。“尋求幫助真的很尷尬，”她說，“但我只能反反復復地把自己的故事告訴教授和老師們，否則就沒辦法從布朗畢業。”

　　與原生家庭漸行漸遠

　　耶魯新生朱莉婭·迪克森每次走進餐廳的時候，漢堡包餐臺服務生都會特別高興：“朱莉婭，你今天想吃點什么嗎？”正在搬箱子的校工也熱情地打招呼：“天氣挺冷的，對嗎？佐治亞女孩？”

　　朱莉婭在佐治亞鄉下長大，是家中11個孩子中的老二，父母是經營食品攤的小販。如今，她戴著黑邊眼鏡，涂著茄子色的唇膏，看上去已經和從前的那個鄉村孩子大不相同。

　　朱莉婭記得，幾年前父母第一次開著租來的車到大學來看自己。見到朱莉婭的朋友時，他們非常不自在。他們沒有去拜訪女兒的教授或者導師，卻要求去見學校餐廳的工作人員。

　　“你們可以幫我照看女兒嗎？”她的爸爸問一個工作人員。

　　父母對自己身份的定位，如同當初朱莉婭對自己的定位一樣。她有時把自己當作“食品攤的朱莉婭”，有時把自己看成“耶魯的朱莉婭”，調和這兩種身份非常困難。她的父母也意識到了變化。

　　讀大學后，朱莉婭只回過兩次家。最近一次回家時，爸爸不無擔心地說：“也許教育正把你從我們身邊越拽越遠。我不希望你因為有我們這樣的爸媽而感到羞愧。”

　　藤校里的貧困學生最初可能感覺自己不屬于校園，然而慢慢地，他們會逐漸感到，自己也不屬于原生家庭。 “他們在學校的時候，心心念念想要回家”，布朗大學老師羅莫說，但藤校教育對他們的語言、外表和行為都進行了改造，“他們不再適應從前的生活了”。

　　艾莉·杜普勒是耶魯大學全球事務專業的學生，她有一頭紅褐色的卷發，戴著銀色的耳環。耳環是她在土耳其買的，那次旅行由耶魯資助。艾莉曾和自己的單親母親住在一輛拖車上，一直住到六年級。后來，她每天需要乘坐單程兩小時的公交車，才能到一所好點的高中上學。

　　接受采訪時，艾莉正在經歷“經濟危機”。“學校資助部門的一張支票還沒到，這兩天有幾頓飯我就不吃了。” 盡管如此，艾莉仍說耶魯給了她一種“經濟安全的錯覺”。“在校園里呆的時間越久，我越感到自己不屬于低收入群體。”

　　艾莉認為自己能更好地融入耶魯是因為她是白人。“一般來說，如果我不主動暴露家庭背景，大家都會以為我和大部分白人孩子一樣，來自上中產家庭，住著郊區的大房子。”她還是耶魯滑雪隊的一員——她媽媽在一個度假勝地經營纜車，她可以免費滑雪。

　　艾莉喜歡通過別人的眼睛來看待自己，這讓她覺得，自己可以過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盡管如此，畢業仍然迫在眉睫。“我覺得自己正在一個梯子上往上爬。如果畢業了，我會不會滑落回去呢？”

　　讓每個學生都意識到自己“擁有權利”

　　哈佛大學教授安東尼·杰克致力于研究“名校低收入學生”問題。他發現，低收入學生能否獲得成功，與他們能否獲得“社會文化資本”息息相關，比如他們是否能和富裕同學一樣，意識到自己“擁有權利”；能否意識到和教授“一對一關系”的重要性，努力獲得教授的推薦，等等。杰克說，貧困學生經常疏遠教授這樣的“權威人士”，而中產家庭的學生們，很容易就能和“權威人士”形成良好的互動。

　　有研究表明，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善于向別人請求幫助，因為他們相信資源是向他們開放的，自己擁有使用資源的權利；而貧困學生習慣于自己完成所有事情，因為他們的父母學歷往往不高，不會在學業上給他們提供任何幫助，所以他們上大學后也想不到，去“寫作中心”這樣的地方要求額外的輔導和幫助。

　　約蘭達·羅莫是布朗大學新生學院的助理院長。他說，許多貧困學生在考試得C后會痛哭。他問這些孩子：“有沒有去和教授談一談？”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沒有”。而富裕的孩子不同，他們即使拿到最糟糕的分數，也敢于去找教授理論。

　　“我們正在努力改變校園文化，”約蘭達說，“我們要讓學生們都知道，尋求幫助不是弱點。”

　　缺少資源、缺乏尋求幫助的能力，真會影響學生的畢業成績嗎？答案是肯定的。在全美國，作為“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的低收入學生，其本科畢業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說，100個窮孩子考上大學，只有11個能畢業。

　　但在藤校，這個數字要高很多，因為大部分經濟壓力被助學金解決了。藤校如今也建立了更多組織，幫助窮孩子找回權利意識。在哈佛和耶魯，98%的低收入本科學生能夠在6年內畢業；在布朗大學，這個比例是91%。

　　朱莉婭說，她正盡力學習“不再把金錢當作定義自己身份的關鍵要素”。耶魯已經向她展示了這樣一種生活——晚餐的談話不再圍繞過期的賬單展開。她有機會從沉重的日常生活中抬起頭，自由地思考自己的未來。

　　“金錢是我學著不再去糾結的東西。我把這大學四年視作實現自己夢想的機會。”

　　美國《波士頓環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