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九·一八”事變看日本如何被縱容走向侵略

　　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變是日本侵華戰爭的起點，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之一，至今已８５年。任何重大歷史事件的出現都不是簡單的單線條推演，必有其紛雜原因。回顧“九·一八”事變的前后經過，會發現當時各大國戰略評估的嚴重失誤，是助長日本軍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氣焰、縱容日本全面侵華進而發動世界大戰的重要原因。

　　１９２９年世界經濟危機后日本經濟遭受重創，為轉嫁危機，日本統治集團尤其是軍部與關東軍首腦，著手制定侵占中國東北的計劃。為制造事變尋找借口，日本進行了周密的準備。首先，密集進行輿論造勢，混淆視聽。從１９２９年開始，日本關東軍唆使法西斯組織“滿蒙青年聯盟”大造“滿蒙危機”的輿論，污蔑中國政府“壓迫”和“蹂躪”日本人在滿洲的“生存權”，以此試圖煽動國內民意和賺取國際“支持”。其次，密切開展情報調查與研究工作。從１９２９年７月開始，日本關東軍先后組織三次大規模的“參謀旅行”，研究中國東北地區作戰問題，同時還就經濟危機下各大國可能的反應進行了深入研究。第三，制造小事件，試探各國反應。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前的１９３１年七八月間，日本一手制造了“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以此試探中國及其他大國的反應。第四，利用事變后的混亂，迅速侵略中國東北三省。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關東軍制造“柳條湖事件”，在先期的目的達到后，以遼、吉兩省為基地，迅速向北、南擴大侵略。最后，制造既成占領事實，扭曲真相，欺騙國際輿論。事變爆發后，日本兩次發表政府聲明，否認出兵是“軍事占領”，聲稱“帝國政府在滿洲沒有任何領土欲望”，繼續反誣中國“收回國權運動”破壞日本國民“生存權益”，并主動提出接受國聯的調查，企圖塑造“自身清白”的虛假形象。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一次大的戰略投機，其目的除侵占東北地區外，更在于試探中國和其他主要大國的反應，為下一步的全面侵華戰爭做鋪墊。但在當時，出于對日本認識不清、狹隘的利益考慮等原因，各主要大國卻少有能夠對此做出正確的戰略評估。

　　作為事變的另一當事方，中國國民黨政府的反應令人咋舌。第一是不能正確判斷中國的主要威脅，在日本對中國虎視眈眈、中國有陷入亡國滅種絕境的危險之時，仍固執地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為小集團的利益而黨同伐異，在東北淪陷后仍宣稱“外寇不足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內匪，則決無以御外侮”，完全是本末倒置。第二是不能正確評估日本的軍事力量，對日本盲目恐懼，持有失敗亡國的悲觀主義論調，認為中國“一切不如人”、“國家的生死存亡，完全操縱在日本人手里”，導致抵抗決心嚴重匱乏。第三是寄希望于大國和外交途徑解決問題，事變發生后，國民黨政府一再申明“中國一切聽命于國聯”，幻想利用“國聯”和美國的力量，通過和平的途徑來解決“九·一八”事變，包括對日本還存在和平幻想，表達“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等觀點。但弱國無外交，國民黨政府一味求助其他大國，不過是使自身加速淪為列強利益交換的籌碼。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起初美國評估認為日本的利益圖謀僅限于東北，美國“貿然”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可能導致美日戰爭，因此只是通過外交施加“道義壓力”。當日本開始南攻錦州，威脅美國在華北利益時，美國態度才開始轉變，譴責日本并表達強烈不滿。但之前美國避免美日開戰的意圖已被日本掌握，日本無所顧忌地繼續侵略。美國就此提出了毫無約束力的“不承認主義”，也未采取任何實際步驟反制日本擴張。從根源上看，這是美國的一種戰略短見，最終養虎遺患招致“珍珠港事件”，損害到美國自身的利益。

　　相比美國，英法的戰略評估近似“盲眼”。英法當時在遠東的利益主要集中在長江流域及其以南，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尚沒有直接威脅到它們，而且考慮日本在一戰中曾加入“協約國”一方作戰，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希冀以犧牲中國利益為代價安撫日本，完全沒有看到這一事件后續可能的演變。事變爆發后，英國駐日本大使將事變的原因歸結為“中國人故意破壞日本的利益”，無視事變發生在中國本土這一基本事實。對于中國的外交訴求，英國竟放言：要讓中國明白他們不應當繼續持有“國聯將扮演警察的角色并為了中國的利益把日本驅出滿洲”的錯覺。對于日本侵略者本身，英國則給予了充分支持，宣稱“日本的繁榮仍是英國政策的目標之一”，并借媒體表達了對日本在中國東北的行為“懷抱同情和尊敬之感”，同時反咬“中國的行政完整在１９２２年不曾存在，今天也不曾存在”。法國態度與英國大致相同，甚至吹捧日本是亞洲的“好警察”，同時與日本簽訂大批軍火合同，為其提供巨額貸款。英法戰略評估的嚴重失誤致使李頓調查團在呈交“國聯”的報告書中明顯偏袒日本，且不具有任何強制力。但持續的綏靖政策和軟弱態度已使日本對大國底線了然于心，進一步激起其侵略欲望，向著二戰策源地又走近一大步。

　　其實，若對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侵略行為做一歷史梳理，便可發現日本對外侵略中極具投機性、欺騙性和冒險性的特點，且擅用戰略動敵以探虛實。１８７２年日本擅自宣布琉球為其“內藩”，實為對清政府的試探，清政府的消極反應給日本打了一劑強心針。緊隨其后的１８７４年日本侵略臺灣是一次試探性戰爭，其重要目的是為窺探中國實力，觀察列強的反應，以此作為其軍國主義大規模侵略擴張的準備。二十年之后的甲午戰爭更是昭示了日本對中國領土與主權的狼子野心。但時人囿于各種原因，戰略評估一再短視，并導致自身利益在二戰中為日本所損。

　　八十多年已過，日本不完整的戰后民主改造、特殊的國情及政黨政治等，導致其在侵略歷史上形成的很多特點并未完全改變，如戰略動敵思維和戰略投機傳統，在當今的日本政策中仍然屢見不鮮。近年來圍繞著島嶼主權爭端、歷史、軍備、修憲等問題，日本右翼勢力抬頭，軍國主義蠢蠢欲動，在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時日漸專橫，在增添諸多不安全因素的同時，也潛伏著試圖沖破戰后和平發展秩序的投機意向，一旦機會來臨可能有重演戰爭策源地的危險。

　　和平的全球環境需要各國，尤其是世界主要大國的協力營造。如果說“九·一八”事變的惡性發展還可以歸于情報問題，如二戰初期盟國普遍缺乏有效的戰略評估體制，情報工作缺乏長期性和系統性，對日戰略評估時有不準、過淺、短見、偏頗等慘痛教訓。在各國情報體制日益健全壯大的今天，狹隘的利益觀、霸權期望、“遏制中國”等等，卻讓某些國家儼然又忘掉了歷史，忘掉了教訓，忘掉了疼痛，反而持續“松綁”，甚至扶植、縱容賊子野心，實為不該。這樣做，遲早會對全球安全造成威脅。

　　作者：孫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