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是劃分青春上下半場的哨音

　　子不語

　　1999年7月7日，我與另外288萬考生一道走進高考考場。將近20年后，我仍然記得那一天的酷熱與蟬鳴，記得那一天考場教室里懸掛的吊扇發出的吱吱嘎嘎的聲響，記得發卷前的緊張與竭盡全力讓自己平心靜氣的努力。這種記憶是如此清晰，以至于現在每一次回想起來，都還有一種身臨其境之感。

　　因為這是我人生前二十年當中，給我留下印象最為深刻的一天。

　　我問過許多人在他們眼中高考的意義究竟是什么，得到的答案莫衷一是，我想這可能是因為在不同的年代，高考的意義確實也不盡相同。在高考剛剛恢復的兩年時間里，超過1000萬人從全國各地擠上考場，在他們當中，大約二十個人里，只有一個人能獲得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在那個學習資源緊缺的年代里，在高考中脫穎而出的愿望是如此強烈、迫切、甚至是如癡如狂。

　　前幾年，網上流傳著一個帖子，大意是許多精英人士對高考不屑一顧，且他們也是在高考失利后才走上人生巔峰。但對比事實很容易就能證明這個帖子是為了博人眼球的胡編亂造。在高考剛剛恢復的那幾年里，那些如饑似渴的考生中涌現出如此多后來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

　　1978年，李東生考進了華南理工大學的無線電專業，他的同班同學里有陳偉榮、黃宏生。十多年后，他們三人分別創辦了TCL、康佳和創維，極盛之時這三家公司的彩電產量之和占全國總產量的40%；

　　往后兩年，高中畢業就被下放農村的史玉柱，靠自己的發奮圖強考進了浙江大學數學系，他的數學成績離滿分只差1分。當他在杭州夢想著成為陳景潤第二的時候，同一座城市里的馬云也在不停復讀，直到史玉柱畢業的那年他才終于考上了杭州師范……

　　而像我這樣的80后，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開始我們的學習生涯。

　　大抵從入學讀書的那一天起，我們被灌輸的理念就是高考有如何如何重要，是一場需要畢其功于一役的戰斗。于是我們習慣性地接受我們上的每一節課，做的每一張試卷，訂正的每一道題，都是為了這場早就注定的考試。如此這般年復一年，我們終于來到了高三，卻發現實際的情況與一路來聽到的叮嚀并不一樣。

　　高考似乎已經并不那么可怕，我參加高考的1999年被稱為“擴招元年”，59%的錄取比例意味著高考不再是那座狹窄的獨木橋。然而高三那年，我們卻依舊不為所動。我們依舊在無數個天色剛剛蒙蒙亮的早晨醒來，在無數個萬籟俱寂的深夜點亮臺燈。我們依舊把秋風蕭瑟化入二元一次方程，把明媚春光填入完形填空，把正午的陽光寫進大小作文，把萬尺的星輝拆分成力學定理、化學公式、抑或是辛亥革命的意義或者剩余價值理論……直到在那酷熱的七月，在萬蟬齊鳴的夏日里，走進那間吊扇不停搖擺的考場，一邊告訴自己這只是一場和以前參加過無數場的考試毫無二致的考試，一邊用盡所有的力氣，工整而神圣地在試卷最左側寫下自己的準考證號碼。

　　這與教育體制無關，與選拔機制無關，只與我們自己有關。

　　那時的我們想要拼一個名氣大一點的學校，就業前途好一點的專業，但現在回頭想想這些對之后的人生影響，也并不是起支配作用的因素。也許當時真正驅動自己的，并非在于高考的結果，而是在于高考的本身——這是對自己十二年學習生涯的一次評價，是人生第一場階段性的總結，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一份你交給自己的試卷。

　　之于像我這樣的80后，高考是一根分界線，高考之后的生活方式、生活態度，會與之前截然不同。高考是劃分我們青春上下半場的哨音，在上半場我們是如此單純，目標是如此單一。但在青春的前半段你有多拼，決定了你在青春的后半段會有什么樣的熱血與激情。再沒有哪段時光，會像高考那般投入，那樣瘋狂。

　　或許和現在的考生最大不同的是，這場生命中注定的考試對于當時大多數的考生來說，是一次“落筆無悔”的人生赴約，答題后的人生并沒有那么多可以擦拭修改的機會。如今高考的錄取比例節節上升，在今年走上的考場的考生當中，大約四個里能有三個被高校錄取。但我相信，無論是對于李東生、史玉柱、馬云，還是對于現在的考生，高考的神圣意味猶在。好好考，在你正式成年的時候，第一次認認真真，給自己的過往，一個盡你所能的交代，這樣，即使在二十年后，你仍然能夠身臨其境地回憶起來，你那熾熱無邊的燃情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