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欣賞： 錢理群致余杰的一封信 3157字

　　文學欣賞：錢理群致余杰的一封信

　　錢理群教授是我十分欣賞和敬重的一位知識分子，有著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各種優良品德，治學嚴謹，為人真誠，富有很強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余杰：

　　你好！最近，讀了你同時發表在好幾個地方的《昆德拉與哈維爾──我們選擇什么，我們承提什么？》，有些不同的意見，或者說有些不安。那天我已當面說了這個意思，因為旁邊有人，不便詳說。后又想，口說可能講不清楚，還是用筆寫吧，于是就有了這封信。

　　我能夠理解你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弱點的不滿與批判，實際上我自己近年來也一直在作這方面的反省，而且這樣的反省與批判還應該繼續下去。但任何合理性往前多跨一步，就有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問題。在我看來，你的文章中的某些觀點，就存在著這樣的危險。這就是我感到不安，并急于與你討論的原因。我想分幾點來說。

　　第一，你在文章點引用了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與哈維爾的話，強調“在整體性的罪惡中，知識分子罪不可赦”。這使我想起最近也有人在強調紅衛兵、知青都應該進行自我“懺悔”，這好像已經形成了一種輿論，而且乍一看也似乎有理，是對前一時期的一些知青、紅衛兵的自我吹噓，以及一些知識分子缺乏自省精神的一種反駁。但是，我們卻沒有必要為了批評一種傾向就非得走向另一個極端。有一個基本的事實，或者說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的我們的特殊“語境”是不可忽視的：在雅斯貝爾的德國，對法西斯的極權主義的體制是進行了徹底的清算的，有關的罪犯受到了法律的懲罰；而哈維爾的司番話，如你在文章中所說，是發表在“‘天鵝絨革命’成功以后”；而我們這里，是連基本的罪責都沒有、也不許分清，更不用說法律的追究與體制的清算了。正因為如此，當有人號召進行“全民懺悔”時，我的導師王瑤先生曾十分激動地質問：“應該對罪惡的歷史負責的還沒有承擔罪責，為什么要我們懺悔？”他當然不是拒絕自我反省，而是強調首先要分清極權體制下的統治者、壓迫者和受害者的界限；然后再檢討受害者自身由于容忍、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的參與而應負的責任。應該說，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責任，如果因為強調“罪責是全民的”而有意無意地抹殺這二者的界限，那將是危險的。除些之外，還應該劃清“奴隸”與“奴才”的界限。這個問題是魯迅提出的，可是人們卻不加注意。身為奴隸而不知反抗，自然是應該反省的，所以才有魯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這與奴才的賣身投靠，自覺充當幫兇還是有區別的。當然，奴隸身上也有奴性，而且奴隸是有可能發展為奴才的，但兩者的界限卻又是存在的，不可因不滿奴隸的不覺悟而抹殺他們與奴才的界限。在我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中真正的奴才還是少數。因此，籠統地說“在整體性的罪惡中，知識分子罪不可赦”，既可能混淆壓迫者與受害者的界限，也會抹殺奴隸與奴才的界限。尤其在極權體制與這種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主要維護者未受到徹底批判，而且正在壓制這方面的任何批判的中國語境下，把主要批判鋒芒指向知識分子、知青、紅衛兵，過分地追究他們的歷史責任，單方面要求他們“懺悔”，那就可能放過真正的“元兇”，走到了原初愿望的反面。魯迅早就提醒人們注意，以為“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卸責于清流或輿論”，這是“古已有之”的老調子──這傳統，我們是萬萬不能繼承的。

　　第二你在文章中對哈維爾的“靈魂自足”與道德勇氣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這是完全認同的；你進而認為哈維爾的選擇具有榜樣的意義，這在我個人（請注意，我說的僅僅是我自己）也中可以接受的。但你再進一步，以你所稱為的哈維爾這樣的“圣人”的選擇作為一個道德的價值尺度，來評判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的表現，作出了“沉默也是一種犯罪”的嚴歷判決，并且聲稱“對知識分子必須嚴格嚴格再嚴格”。這樣，你也指自己的觀點推向了極端：你實際上是在宣揚一種“不是圣人，就是罪人”的道德觀，這里的邏輯確實十分明快，卻是危險的。

　　人們首先要問，是不是第一個人都能成為“圣人”？魯迅曾經說過，“別國的硬漢比中國多，也因為別國的淫刑不及中國的緣故。我曾經查看過歐洲先前虐殺耶穌教徒的記錄，其殘虐，實不及中國”。我體會魯迅的意思有兩方面：一是強調中國的“硬漢”（也即你說的“圣人”）的難能可貴，同時也說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為“硬漢”（“圣人”）。承認這一點，會不會導致道德上的虛無主義、無是非觀呢？不，在“非圣人”的選擇中，也還有別的界限，例如，不能主動地“為虎作倀”，充當幫兇，也即你文章中說的“不參與整人、打人”，或者用今天的流行語言，不能觸犯法律，侵犯、傷害他人；盡管你對這樣的選擇很不以為然，但確實是一條“底線”。這至少說明了，并非“不是圣人就是罪人”，在道德評價上，不能只有少數“圣人”才能達到的“高線”，而沒有大多數人可以、而且必須做到的“底線”。我們可以宣傳、鼓動、號召人們向“圣人”學習，卻不能輕率地宣布，達不到圣人的道德“高線”說是犯罪。要求人人都成為“圣人”，最起碼說，也是一種“烏托邦”的幻想，對于大多數普通人（包括知識分子）的人性的弱點，是應該有一種理解，甚至是諒解的。

　　還有一個尖銳的問題更是不能回避的：你自己能不能像“圣人”那樣行事？比如說，面對今天中國的許多違反人權的事，我們像哈維爾那樣提出了抗議了嗎？至少我沒有這樣的勇氣。那么，你所宣布的“沉默也是一種犯罪”的邏輯是不是也適用于我們自己呢？更重要的是，如果自己都做不到，又有什么權利裁判他人呢？不錯，我自己是時時為自身的軟弱而自責的，但我也僅能限于自責，而不能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去要求、責難別人。這里確實有一條原則，說是道德原則也可以，就是律已要嚴，或者用你的話來說，要“嚴格嚴格再嚴格”，但對于他人，只要不是“主子”與“邦兇”，則是應該盡量寬容的──不是不可以批評，但這種批評應以理解為基礎，是“勸說”而不是“判決”。這就說到了另一個層次的問題：即使我們自己做到了，也沒有權利裁判他人。周作人曾這樣談到中國傳統與現實中的道學家，說他們“不知道自己也有弱點，只因或種機緣所以未曾發露，卻自信有足以凌駕眾人的德性”，“依恃自己在傳統道德面前是一個完人”，相信在“圣廟”中有自己的份，便任意地“裁判”他人。這樣的“傳統”我們當然不能繼承。（我完全清楚，你的本著意并非如此，我是故意地把話說得如此嚴重，無非是想提醒你，某種極端觀點的邏輯推演，是會落入自己絕不愿意、也從來沒有意料到的危險的“陷阱”中去的。

　　其實，在這類問題上，早就有過慘痛的教訓。毛澤東當年就大力提倡過這樣的“圣人倫理”。他不是高歌“六億神州盡舜堯”嗎？他就是以“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圣人道德”來要求每一個中國人與知識分子的，強制人們“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在這樣的倫理觀的統治下，每一個有“私心”的人都真的成了“罪人”，當年盛行一時的“早請示，晚匯報”，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為自己的“私心雜念”而懺悔、請罪。──“六億神州盡舜堯”的烏托邦理想就是這樣變成思想控制與專制的。這難道還不夠觸目驚心嗎？還可以再舉一個血的事實：在五十年代的朝鮮戰爭中，由于指揮員的失誤，曾有幾十萬的志愿軍成了美軍的戰俘。其中有一部分經過英勇頑強的斗爭，回到了祖國，卻出乎意料地受到了嚴歷的審判，依據就是所謂“圣人道德”：被敵人抓住了，就應該殺身成仁，以死報國；你現要沒有死，活著回來了，這本身就是“有罪”。懲罰是空前殘酷的，多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我曾經為此而寫過一篇文章，稱之為“共和國歷史上最可怕的一頁”。這篇文章當然不能發表，但其中的教訓是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的。此刻我在向你──沒有經歷過那段歷史的年輕朋友重述這一切的時候，我的心仍在顫抖，并且突然有一種恐懼感：當隨著時間的流逝，血跡洗滌以后，歷史真的會重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