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齊勇：中學生不應實行文理分科(圖)
2009-12-23 09:30:53廣州日報
郭齊勇，武漢大學哲學學院院長、中西比較哲學研究中心主任、孔子與儒學研究中心主任。
現在不少學者質疑國學這個概念，認為有了西方學術分科之后，為什么還要籠統地講國學呢?設國學學科，只是作為現有文、史、哲等學科的一種補充，絕不是也不可能代替現有的各科。國學的綜合性又是對分科的一種補充，而國學學科強調經典研讀，對根源性的追溯與傳統文化的創造轉化及現行文科教學改革都有重大的意義。其實，國學不僅僅指傳統學術，尤其指其中所蘊含的文化價值與民族精神。如果它僅是知識，則不能稱之為國學，它應該還有內蘊的精神，是此民族與其他民族不同的內涵，當然也有普世性的因素與成分。因此，國學不僅僅是學問或學術的概念，還是民族性與民族魂的概念。國學，有多個層面。
第一是常識層面，即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ABC。針對我們幾代人的國學素養不足，特別是現在媚俗文化的沖擊，對國民特別是青少年進行國學教育是緊迫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都要配合起來。
第二是學術與技藝層面，即傳統文化各門類各方面，包括地方文化、民間技藝、學術傳統之傳承。很多都需要細致的搶救、整理、繼承絕學，古為今用，推陳出新，這需要國家和社會的投入，培養一些甘于坐冷板凳的專家，尤其是要培養一些新生代，使得這些文化代代相傳。日本政府不太管具體的學校教育，然而為了京都歌伎這一傳統劇種的傳承，規定每一個小學必須組織學生每年至少看一場歌伎，以培養受眾。現代化的日本有許多人在從事非常古樸的事情，如打剪刀、制陶器，把古代的技術、藝術很好地保存下來。
第三是道德價值與人生意義的層面，國學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安身立命。梁啟超說過：《論語》《孟子》等是兩千年國人思想的總源泉，支配著中國人的內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全社會形成共同意識，我們既做這社會的一分子，總要徹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識生隔閡。做人之道的根本，決定我們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身行規范。當下急功近利、唯利是圖、個人主義片面膨脹等導致了人文精神的萎縮和失落，因此，國學這個層面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臺灣有各種各樣版本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各校可以自由選取，有注釋、今譯、圖文并茂，有的版本是臺灣大學的教授編的，最近新華出版社翻印了一些過來，任繼愈先生親自寫序，希望中學生能全部讀過一遍《四書》。楊振寧曾用兩個暑假來讀《孟子》，他說自己能把《孟子》全背下來。我覺得讀《四書》一點壞處都沒有，《四書》中可以代謝的東西自然會隨著時代而代謝。如果我們的中小學教育中適當加入多一點文言文，并不會增加學生的負擔。打一點古文基礎，對我們做人、做事、修養都是好事。
第四是民族精神，或國魂與族魂的層面。提倡國學與吸納西學并不矛盾。對于祖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生存智慧、治國方略，我們體認得越深，發掘得越深，我們擁有的價值資源越豐厚，就越能吸納外來文化的精華，越能學得西方文化之真，這才能真正使中西或中外文化的精華在現時代的要求下相融合，構建新的中華文明。學習國學更重要的是把握中華人文精神與價值理念，了解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融會的過程，及其可大可久的所以然，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中國人。所以，國學并不只屬于文化精英，實際上，國學具有平民化與草根性的特點。“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滲透在蒙學讀物、家訓、族規、鄉約、譜牒、善書，以及大眾口耳相傳的故事、俚曲戲文、常言俗話，都成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言行規范，今天我們依然應該繼承下來。
(本文整理自郭齊勇在名人名家講壇上的演講，有刪節。)
問答
當前的國學熱還是假熱
問：現在一提到國學，很多人就說到儒學，國學與儒學的關系怎么樣?
郭齊勇：不能把國學狹隘化。國學范圍甚廣，儒學是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問：如何看待當前國學熱?
郭齊勇：當前的國學熱仍是假熱。今天的國民對國語、國文、國學，對本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常識還不甚了了;青少年學習英語的時間與精力大大超過了學習母語的時間與精力，而體制內有關中國歷史文化的教育又非常薄弱，這是值得檢討的。從公民的文化教養與民族的文明發展來看，中學生不應實行文理分科。同樣，我國應當為民族傳統文化的承傳立法。在這方面，我們也要向西方國家學習。母語、國學的教育是國本，不可動搖。我們現在講自主創新，講建立自主創新型國家，首先振興的應是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國人要走向世界，一定要有自己內在性的東西，這是不可動搖的。而作為一個公民、國民，有接觸本國經典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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