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中國應急管理高峰論壇舉行 呼喚完善社會責任機制

　　摘要：25日至26日，2009首屆中國應急管理高峰論壇在京舉行。論壇以“應急管理和社會責任”為主題，各級政府機構應急管理人員、企業家和專家學者暢所欲言，從不同角度發表觀點，探討應急管理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共同推動完善我國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社會責任機制。

　　當前，我國已進入突發事件高頻發生的社會發展轉型期，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及社會安全事件等突發事件不斷上升，對突發事件的預防和處置迫切要求我國政府和社會全面加強應急管理能力建設。

　　25日至26日，2009首屆中國應急管理高峰論壇在京舉行。論壇以“應急管理和社會責任”為主題，各級政府機構應急管理人員、企業家和專家學者暢所欲言，從不同角度發表觀點，探討應急管理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共同推動完善我國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社會責任機制。

　　從抗擊“非典”起步我國應急管理工作向縱深推進

　　6年前，抗擊“非典”一役使2003年成為我國全面加強應急管理工作的起步之年。2003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應急預案工作小組正式成立，以制定、修訂應急預案和建立健全應急體制、機制、法制(簡稱“一案三制”)為核心的中國應急管理體系建設全面起步。

　　2004年，《國務院有關部門和單位制定和修訂突發公共事件應急預案框架指南》和《省(區、市)人民政府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框架指南》印發。十六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建立健全社會預警體系，形成統一指揮、功能齊全、反應靈敏、運轉高效的應急機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

　　2005年，我國政府組織制定了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以及應對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和社會安全等方面105個專項和部門應急預案，各省區市也完成了省級總體應急預案的編制工作。同年7月，全國應急管理工作第一次會議召開，“一案三制”工作全面推進。

　　2006年，國務院應急管理辦公室和各省區市政府應急管理機構相繼成立，應急管理工作首次被列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規劃。隨著《“十一五”期間國家突發事件應急體系建設規劃》、《安全生產“十一五”規劃》、《國家綜合減災“十一五”規劃》、《全國森林防火中長期規劃》、《氣象防災減災規劃》等一系列規劃相繼出臺，應急管理工作不斷向縱深推進。

　　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正式實施，標志著應急管理工作在規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道路上邁出了重大步伐。同年，黨的十七大召開，提出要進一步樹立憂患意識，完善突發事件應急管理機制。

　　2008年，成功奪取抗擊南方低溫雨雪冰凍災害和“5·１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災重大勝利，及時有效地處置了發生在西藏拉薩的“3·１4”嚴重暴力犯罪事件，成功舉辦了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積極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國應急管理工作經受住了嚴峻考驗并取得了重大勝利。

　　“在抗擊‘非典’、應對冰雪災害和汶川特大地震災害等突發事件的過程中，我國的危機管理實現了重大飛躍。全社會風險防范意識進一步增強，應急管理體制機制進一步完善，各種應急物資準備進一步加強，危機處理水平進一步提高。”國務院應急管理專家組組長閃淳昌在會上表示，目前，我國應對突發事件管理工作實行預防為主、預防與應急相結合的方針。堅持以人為本，依靠法制，依靠科學，依靠群眾和社會力量，做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依靠社會力量實現應急救援主體多元化

　　本世紀初，聯合國提出新的減災口號——發展以社區為中心的減災戰略。

　　“社區作為社會的支撐組織，如何參與突發事故災難的搶險救援工作直接關系到救援的效果。”國家安監總局新聞發言人、國家煤礦安監局副局長黃毅說，現在安全生產的救援力量和救援投入主要以國家和政府為主體，社區、志愿者、國際組織等社會力量的參與力度不夠，必須努力構建以行政管理為主體、以管理系統和社會系統為兩翼的安全生產救援體系，實現應急救援主體的多元化。

　　黃毅指出，沒有形成完善的應急救援產業化服務體系，一旦發生事故災難，只有靠政府出面，并承擔善后責任和外界輿論的壓力。并且，我國的商業保險機制也沒有完全進入安全生產的救援領域，不能充分發揮作用。“要更多的引進社會力量，尤其是市場力量參與應急，提高救援的效率。”

　　中國應急管理雜志總編高小平認為，在危機時刻，民眾與政府之間的相互信任對應急管理具有重要的作用，這不僅有利于危機中社會秩序的穩定和公眾對公共危機決策的認同，同時也有利于社會公眾廣泛參與應急管理。

　　“由于公共危機具有危險性、不確定性和緊迫性，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及時處理，所以僅有政府的參與是不夠的，政府的財力畢竟有限，還需要依靠社會的力量。”高小平說，要提高應急管理工作的效率，政府、公民與社會組織乃至國際組織必須密切配合、聯合行動、復合治理。

　　“公民參與公共應急管理所具有的多元性、互助性、民間性，不但彌補了政府工作的不足，同時通過監督和倡議，可以進一步增強政府的決策及施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