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暗殺宋教仁真實記錄

　　【摘要】：袁世凱見矢口抵賴不能擺脫被動局面，遂反守為攻，指揮京津警特機關制造“血光團”假案，硬說黃興是“血光團”團長，派遣大批團員潛入北京暗殺政府要人。一時眾口喧騰，到處哄動。京津軍警四出搜捕“血光團”，乘機逮捕了國民黨議員謝持，弄得人人自危……

　　按照《臨時約法》規定，參議院成立后十個月內應舉行國會選舉。1912年8月10日，袁世凱公布了參議院制定的國會組織和議員選舉法，并下令在全國進行國會議員選舉。議員選舉法規定:選舉人和被選人都有財產和社會地位的限制，工農大眾被嚴格地排斥在這種所謂的“民主政治”之外，在一個擁有四億人口的國家，全國有選舉權的“公民”僅四千零八十六萬七千余人。就是這種少數人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袁世凱心里很不以為然。只因迫于大勢，不得不作出歡迎的姿態。

　　袁世凱效忠共和國的誓言及虛偽的姿態，增加了資產階級各派系在中國實現議會民主政治的幻想。民國元年春天，“國內人士紛紛組織政黨，一時風起云涌，政團林立，總計大小將近二十團體”。為取得即將召開的國會中的多數席位，各黨派紛紛改組、合并，大為活躍。原來，推翻清政府后，不少同盟會員認為他們多年來孜孜追究求的政治理想已經完滿地實現，因此，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同盟會便開始分化。章太炎(1869—1936)因對組織臨時政府、選舉總統頗持異議，乃聯絡舊日光復會會員及清季預備立憲公會人士張謇、程德全、趙鳳昌、熊希齡、湯壽潛等，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對同盟會采取敵視態度。該會成立不久，即與立憲公會協議合并，改稱統一黨，他們幻想袁世凱能“厲精法治”，“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同時，孫武等人則與一部分湖北籍的官僚和立憲分子相結合，給組成民社，擁護黎元洪。

　　1912年5月，統一黨，民社和國民協進會合并，組成共和黨。共和黨以清末立憲派為中堅，以湖北都督黎元洪為后援，成為同盟會的勁敵。

　　同盟會為了與共和黨對抗，同年8月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和實進會合并，改組為國民黨。同盟會改組后，改變了原來的宗旨。如會章宗旨原為“實行民生主義”，而國民黨則改為“實行平民政治”。另外，由于舊官僚、政客和立憲派加入，國民黨組織龐雜、渙散，內部派系林立。當選為理事長的孫中山，在黨內被視為脫離實際的理想派，處于無權的地位。一切黨務都由代理理事長宋教仁主持。國民黨是當時反對袁世凱獨裁的唯一大黨，其主要勢力在廣東、江西、安徽、湖南及江蘇等省。

　　袁世凱一直密切地注視著各黨派的活動，對與他為敵的國民黨尤為注意。他一面暗中派人打入國民黨，刺探情報；一面千方百計地拉攏國民黨上層人物。在他的利誘和威脅下，國民黨人孫毓筠、胡瑛等很快墮落為醉心利祿的政客。他們掛著“革命黨”的招牌，對袁揣摩迎合，亦步亦趨，成為國民黨內的擁袁派。富有正義感的革命黨人無不冷眼視之。

　　與此同時，袁世凱還極力籠絡仍在日本的梁啟超，企圖利用他與同盟會往日的敵對情緒，組織政黨，以便牽制國民黨的力量。當時，梁啟超也正亟謀出山，便不計戊戌政變的舊怨，與袁世凱勾結，并幻想依附袁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袁、梁之間從1912年初就直接有書信電報往還，討論政黨、財政諸問題。當袁世凱接到梁氏祝賀他當選臨時大總統的電報后，2月23日回電說:“力小任重，承賀慚謝，迭奉函示，受益良多，感佩無極，尤盼禊教。”同一天，梁氏給袁一封熱情的信，獻策道:“今后之中國，非參用開明專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齊嚴肅之治。”還說“善為政者，必暗為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仆”。如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訪集國中有政治常識之人，而好為政治上之活動者禮羅之，以為己黨而已”。④袁世凱感到正中下懷，回信說，“如豁霧而見青天，以是知大賢之吐屬不同，匪獨私意已也”，⑤袁還屢次自述想念甚殷，希望梁氏早日歸國。在袁的支持下，經梁氏策動，以湯化龍為首的共和建設討論會吸收了國民協會、國民新政社、共和促進會、共和統一會及共和俱樂部等五個小黨，于10月組成民主黨。湯化龍擔任理事長，骨干有林長民、孫洪伊等。為了與國民黨相抗衡，民主黨成立后立即與共和黨協商合并問題。梁氏應袁世凱電邀回國后，于10月進京謁見袁，“密談一次”。⑥從此，袁每月饋贈梁三千元，將來民主、共和兩黨合并后，“許助二十萬”。梁則表示“非五十萬不辦”。⑦嗣后，因兩黨矛盾尖銳，暫打消了合并之意。不久，梁氏到天津辦《庸言》雜志，造輿論，養聲望，為組織一個與國民黨相抗衡的立憲派大黨作準備去了。

　　袁世凱雖然在幕后極力操縱黨爭，外表卻裝作“急于融洽黨派”，⑧而且一貫標榜自己只知“愛國利民”，最沒有黨派成見。當各黨由于他的挑撥而爭吵不休時，他又發布通令勸告各黨“蠲除成見，專趨國利民福之一途”，甚至假裝痛切地說:“方今民國初興，尚未鞏固，倘有動搖，則國之不存，黨將焉附？”⑨當時，從黨的綱領上看，國民黨和共和黨、民主黨幾乎沒有多大差別，所不同的主要是對袁世凱的態度:國民黨主張分袁的權力，監督袁；共和黨和民主黨則贊成袁獨裁。袁看到他們爭吵不休，暗自高興。因為這種無休止的爭論正使他得以證明獨裁政治是十分必要的。

　　盡管袁世凱千方百計地削弱國民黨的力量，國民黨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的國會大選中仍然取得了勝利。在參議院和眾議院兩院議員中，國民黨共占了三百九十二席，共和黨、民主黨以及由共和黨分裂出來的統一黨三黨合起來僅占二百二十三席。這使袁世凱大為失望。國民黨人卻因此躊躇滿志，準備利用在國會的優勢，組織真正的“政黨內閣”，削弱袁的權力，并預定由宋教仁擔任內閣總理。

　　宋教仁(1882—1913)，字初，號漁父，湖南桃源人。他是一個有理想的、有操守的忠實于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革命黨人。在他做農林總長時，有一天去謁見袁世凱。袁氏因見他身穿破舊西裝，問道:“君著此服已幾年？”他答:“留學日本時所購，穿已十載矣。”袁感慨不已，贈以銀行存折一本，說:“為數無多，可置新衣。”宋婉辭不受。袁問:“何故？”宋說:“貧者士之常，今驟貴，烏能忘其本。衣雖襤褸，體尚可蔽，奚必尚華麗。”袁喟然嘆了一口氣，似乎懷著敬佩之意說“余生平閱人多，如君志節，亦僅見也。”⑩宋教仁熱衷于議會政治。國民黨在國會占了優勢，使他陶醉在幻想的勝利之中，他天真地以為控制了議會，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成立政黨內和制定民主憲法，使中國走上民主憲政的軌道而得到“長治久安”。他滿懷希望地于1913年1月離開北京，到南方各省旅行，作政治鼓動，在所到之處發表演說，批評袁世凱政府一年來的政策，言論風采，傾動一時。在宋教仁看來，發表政見，評論政府失政，正是自己愛國的表現。然而，卻引起袁世凱的仇視。袁認為這是“非難政府”，故意“搗亂”。當時，宋教仁及其他國民黨人在各地的演說詞，都登載于報紙。總統府秘書按日剪呈袁。宋在湖北黃州的演說詞“甚激烈”，袁閱后，極為不滿地說:“其口鋒何必如此尖刻！”

　　袁世凱視權力如性命。半年前，他用了很大氣力才把內閣控制起來，現在國民黨居然要把它奪回去，再變為束縛他的工具。這使他十分氣惱。更何況宋教仁是一個不受羈絆的革命黨人，這種人做上內閣總理，要比唐紹儀更可怕。在權力發生危機的時刻，袁氏從來主動出擊，不擇手段。他立即通過特工頭目洪述祖，傳令應夔丞制造了一樁震動全國的大血案。

　　洪述祖掛名內務部秘書，實際是袁世凱直接指揮的特務頭目，他用籌辦長江水上警察的名義，往來于上海、北京之間，專門負責監視和對付革命黨人。應夔丞則是洪述祖奉命收買的重要特務。他本來是上海的流氓、幫會頭子，辛亥革命時攀附滬軍都督陳其美，當上都府諜報科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由陳其美推薦，擔任總府庶務科長兼管孫中山的侍衛隊。不久，由于違法亂紀，被孫中山撤職，悻悻地回到上海，重操幫會舊業。他改組青紅幫為“國民共進會”，自任會長，在長江沿岸各城市活動，鼓吹“二次革命”，曾被黎元洪通緝。袁世凱得知應夔丞對孫中山等人懷恨在心，便派洪述祖到上海，以商談解散共進會為名，秘密收買了應。為了遮掩應的特務身份，洪述祖介紹他充當“江蘇駐滬巡查長”。

　　1912年10月16日，江蘇教程德全致袁世凱密電說:“今晨洪述祖挈應夔丞來寧謁見，當即曉以利害，動以大義，應亦自承情愿效力……現已委應夔丞為駐滬巡查長……惟去年上海光復，應夔丞墊用款項實屬不貲，據稱虧累十七萬余，即孫中山汽車亦應所制備，其他概可想見，其黨徒厚望孫中山、陳其美量予位置，今皆不克如愿，仍復聚而不散，察其情形似非月給三千元不能應付，此間因財政支絀，現僅許月給巡查公費一千元……此電達，乞密不宣。”18日，袁世凱回電說:“葉電悉。盡籌周至，摻縱咸宜，造福江域，誠非淺鮮，莫名慰佩。不敷之兩千元，可由中央撥付。惟此人迭接武昌文電通緝，須加特赦，統俟洪述祖回京再商辦法。”紒紜矠

　　洪述祖回京向袁世凱報告后，袁即指示黎元洪取消通緝令。12月，應夔丞至北京。袁又傳見，并以解散共進會為名，批給應夔丞五萬元活動費。從此，這個一度混入革命隊伍的幫會頭子，便賣身投靠袁世凱，成為袁豢養在上海專門對付革命黨人的一只惡犬。

　　1913年春，宋教仁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蘇等省旅行后抵達上海。3月20日夜，由上海啟程打算返回北京，當他剛剛走進火車站，就被應夔丞所收買的兵痞武士英用槍擊傷，傷勢十分嚴重，延至22日即逝世，終年僅三十一歲。宋教仁對袁世凱的反動本質始終缺乏認識，臨終前，他還給袁世凱發了一個電報，既悲憤又沉痛地說:“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袁世凱得到宋教仁被刺的消息，滿心高興，表面上卻裝出十分驚訝的樣子說:“竟有這種事嗎？快拿電報來！”看過電報，又故作痛惜地說道:“國民黨失去宋初，少了一個大主腦，以后越難辦事了。”他接邊給程德全發了兩個電報:一、命令“迅緝真兇，窮追主名，務得確情，按法嚴辦”，并假惺惺地譴責暗殺之風；二、派兵對革命黨人黃興等“妥為保護，以昭慎重”。同時，他憑空捏造了國民黨內部傾軋的謠言，授意御用報紙廣為傳播，妄圖以假亂真，轉移視線。暗殺宋教仁的地點，特地選在“十里洋場”的上海，這里又是國

　　民黨的大本營，袁世凱滿以為經過如此一番布置，宋案查不出結果，國民黨領導人之間將互相猜疑，陷于分裂。不僅政黨內閣將化為烏有，從此國民黨也會一蹶不振，不能再和自己為敵了。

　　然而，事出袁世凱的意料，23日有一個古董商向上海租界捕房報告說:一星期前，他到應夔丞家里兜售古董字畫，應拿出一張照片來，叫他把照片上的那個人殺掉，許給一千元。他拒絕承擔這件事。今天，他在報上看到宋教仁的照片，正是應叫他暗殺的對象。捕房根據這個線索，當天逮捕了應夔丞，次日正兇武士英也落網，而且從應家中搜出五響手槍一支，應與洪述祖、趙秉鈞往來密電本和函電多件。

　　消息傳到北京，袁世凱異常焦急。于3月29日密電程德全說:“連接南方私人來電，宋案牽涉洪述祖，是否確實？究何情節？宜速查復，以憑核辦。”接著，又電催程說:“宋案心煩嘖，亟盼早見證據，望速照迭次電囑，速行檢齊報告。”袁世凱的機要秘書張一也多次密電程，催他把“牽涉中央證據速向英廳索取”，派人帶京呈閱。并特別叮囑“可不作正式報告”，等等。紒紝矠由此可以想見袁世凱心慌意亂的情形。

　　在孫中山和黃興的強烈要求下，程德全被迫于4月26日將查獲的證據向全國公布，其中最重要的函電有以下各件:

　　1月14日，趙秉鈞致應函:“密碼送請檢收，以后有電直寄國務院可也。”

　　2月2日，應致趙秉鈞冬電:“孫、黃、黎、宋運動極烈，民黨忽主宋任總理。已由日本購孫、黃、宋劣史……用照輯印十萬冊，擬從橫濱發行。”

　　2月2日，洪述祖致應函:“緊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說必有激烈舉動。弟(指應)須于題前徑電老趙，索一數目。”4日又函:“冬電到趙處，即交兄手面呈，總統閱后頗色喜，說弟頗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進行。”8日又函:“宋輩有無覓處，中央對此似頗注意。”12日又函:“來函已面呈總統總理閱過，以后勿通電國務院，因智(趙秉鈞字智庵)已將應密本交來，恐程君不機密，純令歸兄一手經理。”紒紞矠

　　3月13日，應致洪述祖函:“民立記初在寧之演說詞，讀之即知其近來之勢力及趨向所在矣。事關大局，欲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必為擾亂。”

　　同一天洪述祖致應電:“毀宋酬勛，相度機宜，妥籌辦理。”

　　3月14日，應回洪寒電:“梁山匪魁(指宋)四出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之，轉呈候示。”

　　3月18日，洪述祖致應電:“寒電立即照辦”。次日又電催:“事速照行”。

　　3月21日凌晨兩點，即武士英刺宋后四小時，應致洪述祖號電:“二十四分鐘所發急令已達，請先呈報。”同日又發個電:“號電諒悉，匪魁已滅，我軍無一傷亡，堪慰。望轉呈。”

　　3月23日，洪述祖致應函:“號、個兩電悉，不再另復，鄙人于4月7日到滬。”紒紟矠

　　這些證據一公布，宋案真相大白。南方國民黨人群情激憤，一致譴責謀殺主犯袁世凱，強烈要求傳訊趙秉鈞，逮捕洪述祖歸案。

　　在鐵證如山的情況下，袁世凱也從未想過低頭服罪。他暗令洪述祖到青島租界內躲避。洪抵青島后，通電聲明致應夔丞函電中所涉袁、趙之辭，都是“假托中央名義”，并狡辯道:“毀宋僅欲毀其名，何得認為謀殺之證據。”紒紡矠趙秉鈞也出來為自己開脫，為洪述祖圓謊。他在致北京《民立報》記者函中說:“奉差各省特派人員，向用密碼報告，因作函將密碼送去。”至于洪、應來往函電，他從未閱過，完全是洪述祖“招搖”或“隱射”。最后裝出無辜受牽累的樣子說:“鄙人德薄，橫遭訾議，亦命運使然。惟撫念生平，四十即抱消極主義，五十以后即抱厭世主義，津沽伏處，久無問世之心。”言下之意，像他這樣一個有遁世之想的人做不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紒紣矠后來，上海特別法庭堅持要他出庭，他便兇相畢露地說:“宋之被刺，正犯為武士英，嫌疑犯為應夔丞，與洪述祖究有何干系，尚未判定。”要他“出庭受質”，完全是“野心梟桀攘奪政權，藉端發難，含血噴人。”

　　袁世凱見矢口抵賴不能擺脫被動局面，遂反守為攻，指揮京津警特機關制造“血光團”假案，硬說黃興是“血光團”團長，派遣大批團員潛入北京暗殺政府要人。一時眾口喧騰，到處哄動。京津軍警四出搜捕“血光團”，乘機逮捕了國民黨議員謝持，弄得人人自危。袁世凱還裝模作樣地請趙秉鈞等政府要人遷居北海，以便警衛。又下令在總統府內實行宵禁，好像真有一個什么“血光團”在活動。北京檢查廳根據一個被收買的女人的供詞，票傳黃興到案對質，借以抵制上海法庭傳訊趙秉鈞，轉移全國人民的視線。

　　袁世凱玩弄這些鬼蜮伎倆是徒勞的。驚心動魄的血案，使孫中山從修筑二十萬里鐵路使國家富強起來的幻夢中猛醒。他開始看清了袁世凱的反革命真面目，認識到“非去袁不可”。3月底，他從日本回到上海，召集國民黨人開會，堅決主張立即興師討袁。但是，在這個關系共和國存亡的緊急關頭，國民黨顯得十分軟弱無力。黨內分子復雜，號令不一，就是從前屬于同盟會的革命黨人，認識也極不一致，黃興等人對武裝討袁缺乏信心，認為革命軍隊“甫經裁汰，必須加以整頓才能作戰”，極力主張“以法律解決”。紒紥矠

　　戰爭是政治通過暴力手段的繼續。當國民黨人辯論不停、莫衷一是之時，袁世凱則先發制人，把反革命的“統一”戰爭擺到他的議事日程上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