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遵義會議是中共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標志

　　如何理解遵義會議是中共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標志

　　遵義會議是中共黨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標志著中共開始從幼稚走向成熟。但現行中學歷史教材的敘述卻非常簡短：“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妥善地處理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為了幫助學生理解教材結論，筆者在教學中根據遵義會議前后的中共黨史情況，進行了適當的拓展。

　　一、遵義會議后，中共對國際國內形勢的判斷更加準確

　　遵義會議召開之前，中共雖然也曾對國際國內形勢作過正確的判斷，但在實際工作中經常出現“左”、右錯誤，使正確的方針沒有得到認真執行，有時甚至嚴重損害了革命事業。大革命時期，根據對中國國情的正確分析，黨制定了民主革命綱領。此后，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積極與國民黨合作，建立了革命統一戰線，推動了國民大革命的發展。但在這一時期，由于黨內在國情的判斷上沒有形成共識，出現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放棄了中共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本已處于低潮和退卻時期，如何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制定行動綱領是黨應該解決的首要問題。在這過程中，黨在八七會議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即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立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但是在這一方針的執行過程中，卻連續出現了三次“左”的錯誤：首先是瞿秋白等人，武斷地認為中國革命正處于高潮時期，制定并實施了一系列奪取中心城市的起義行動，致使南昌起義等遭到失敗；然后是李立三等“左”傾錯誤領導認為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來臨，強令力量微弱且非常寶貴的紅軍去攻打長沙、武漢等敵人力量強大的中心城市，導致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損失；最后是在批判李立三的“左”傾錯誤的過程中，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又統治了中央長達4年之久，給中國革命帶來了重大損失。

　　而遵義會議后，中共較為冷靜和理智地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對國際國內形勢的估計和認識比較符合客觀實際。如1935年華北事變后，中共準確意識到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而國內階級矛盾下降為次要矛盾，在1935年底的瓦窯堡會議上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由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西安事變后又積極聯蔣抗日，使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國共關系開始由對峙走向合作，由內戰走向聯合抗日。“七七事變”發生后，中共認識到民族革命戰爭來臨，立即發表抗日通電，號召進行全民族抗戰，并主動放棄國共內戰時期的“土地革命”、“武裝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等主張，積極爭取與蔣合作，最終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抗戰相持階段到來后，由于日本的誘降，國民黨政策轉變，在形勢十分復雜情況下，中共仍能正確把握形勢，堅持團結、進步、抗戰，妥善處理國共關系，鞏固并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爭取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遵義會議后，中共處理國共關系上更加靈活和務實

　　遵義會議召開之前，中共在處理國共關系時，情緒因素較重，很多時候缺乏必要的理智。在大革命時期，黨過于依賴和信任國民黨，對國民黨右派喪失了必要的警惕，甚至在國民黨右派舉起屠刀時仍在妥協退讓，最終在國民黨右派的進攻下束手無策，只好被動挨打。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又過于偏重于情感因素，對國民黨內的反蔣力量缺乏信任，過于防備，沒有及時聯合起來。如1933年福建事變后，紅軍雖與福建政府達成聯合反蔣抗日的協議，但當蔣和日本聯合進攻福建政府時，并沒有出手相救，坐視十九路軍被蔣打垮，致使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時孤立無援。

　　遵義會議后，中共處理國共關系就比較靈活和務實。如1935年華北事變后，中共及時調整政策，由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西安事變后，中共從民族利益出發，提出了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并派周恩來等到西安協助張楊解決事變，并在軍事上做好應付突發事件的準備；抗戰開始后，中共積極與國民黨合作抗日，同時，堅持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皖南事變發生后，中共理智地采取應對措施，以斗爭求團結，一方面在政治上堅決反擊，盡力揭露事變的真相，爭取輿論的廣泛同情，孤立國民黨頑固派，另一方面在軍事上以民族利益為重，嚴守自衛，力避內戰的發生，將蔣介石留在抗日陣營內，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鞏固和擴大。

　　三、遵義會議后，中共在處理與共產國際的關系時，不再盲從

　　遵義會議召開之前，中共受共產國際的影響較大，如大革命時期，由于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錯誤指導，為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埋下了根源。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于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也由于中共領導對共產國際的盲從，在革命低潮時，命令紅軍攻打長沙等大城市，致使革命力量遭到巨大的損失；1929年中東路事件發生后，由于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中共不僅沒有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場上譴責蘇聯對中國的侵略，反而打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使中共在全國人民面前處于被動地位。

　　而遵義會議召開時，中共與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系，會議是在沒有共產國際的影響和干擾下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妥善地處理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后，鑒于各國反法西斯斗爭形勢的差異，共產國際也減少了對各國共產黨活動的干預，給各國共產黨更多的自主權。遵義會議以后，中共不再盲從共產國際的指示，在處理與國民黨合作抗日等問題上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獨立自主，立足于本國實際，實事求是，使中國革命在許多復雜和危急的情況下能夠順利發展，不斷走向勝利。

　　四、遵義會議后，中共開始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處理黨內關系更加理智

　　遵義會議召開之前，中共處理黨內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共產國際的影響，對待黨內的分歧不能正確對待和處理，往往采取“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做法，致使黨內的矛盾不能正確解決，嚴重削弱了革命力量。如在中共“六大”上通過的《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采取“左”傾關門主義的態度，沒有正確對待中共收編的綠林武裝，排斥了傾向革命的力量加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蘇區的肅反也使許多忠于革命的干部和紅軍將領被錯殺，特別是張國燾在鄂豫皖殺了很多干部和紅軍將領，甚至連鄂豫皖紅軍總指揮徐向前的愛人也被張所殺。中共內部的自相殘殺，無疑嚴重削弱了革命力量。

　　而遵義會議上，開始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毛、周等人雖然批判了王明、博古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但鑒于時間緊迫，只解決了最重要的組織問題和軍事指揮問題，沒有涉及到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問題，理智而策略地處理了黨內的分歧，維護了全黨的團結，到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時才徹底解決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后來在處理張國燾分裂中央的問題上，中共中央也采取了較為理智和策略的做法，避免了黨和紅軍的分裂，為中國革命的新發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