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猿人變老”成熱點 部分報道與事實不符

　　3月12日出版的英國《自然》雜志刊登了關于“北京猿人‘老’了20多萬年”的研究成果，稱科學家將“北京猿人”的生存時間從以往四五十萬年前，推向了更久遠的77萬年前。

　　此后，國內媒體進行了大量報道，謎一般的北京猿人，再度成為熱點。

　　讓人遺憾的是，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許多報道出現了與事實不一致的說法。這一現象提醒人們：對待最新科研成果，那些有意無意的夸大其辭或斷章取義，反映了怎樣的社會心理?

　　中方科學家：跟美國同行合作完成研究，報道時不應忽略他們的貢獻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該研究成果是中美兩國科研人員共同完成的，但見諸報端和網站的，多是“我國科學家將北京人生存時間推進為‘距今77萬年’”、“中國科學家的最新測定結果顯示”等說法，對美國科學家的貢獻大多一筆帶過，甚至只字未提。

　　16日下午，該論文的第一作者、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的沈冠軍教授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鄭重表示，“這項研究成果是中美兩國的科研人員共同完成的，報道時不應忽略他們的貢獻。” 據他介紹，他們此次用的鋁鈹埋藏測年法，最早在1985年由一位印度裔美國科學家提出理論模型，本篇論文作者之一、美國學者達里·格蘭杰于1997年首次將其應用，并得到國際同行的認可。

　　沈冠軍告訴記者，北京猿人“距今四五十萬年”的結論，是在80年前遺址發掘時，由古生物學家根據同時發掘出的動物化石而推測出的結果。

　　“我們應該拿出與現代科技水平相匹配的研究成果。”沈冠軍告訴記者，2003年他提出用鋁鈹埋藏測年法對北京猿人進行重新測定，之后聯合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等，與達里·格蘭杰等人用這種方法對周口店的樣品進行研究，測定結果為距今77萬年，誤差8萬年。

　　“實驗設備和技術都是美國同仁的——從技術上來講，他們的貢獻比我們還大。”沈冠軍坦率地說。

　　成果細節：“更寒冷的環境”不能視作北京猿人“有控制的用火”的直接證據

　　在很長時期內，周口店遺址被認為保存著人類有控制用火的最早證據。但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國外一些學者提出質疑，認為遺址中的灰燼和燒骨、燒石等，可能是自然野火留下的遺存，甚至可能是動物糞便“變質”留下的痕跡。

　　此次《自然》雜志的報道，又激起了部分媒體和公眾對北京猿人“用火”的大膽猜想。

　　《自然》封面的頭骨圖像下方，是一句黑體大寫的英文雙關語：“北京猿人酷(cool)”——也有“涼”之意;該雜志配發評論也說，最新測定成果將北京猿人的生存時間推向了一個更寒冷的年代——77萬年前地球正處于一個小冰期。

　　“這一測定結果意味著，學術界應對北京猿人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和在寒冷氣候下的生存方式進行重新認識。”論文的第二作者高星說，“但是我們不能就此認為：這一發現對‘北京猿人有控制的用火’提供了確鑿證據。”

　　沈冠軍對此亦有同感。他告訴記者，測定結果只能得出兩個結論，一是北京猿人體質上比較耐寒，二是為“可能會用火”提供了間接支持。“但不能把這作為‘主動用火’的證據——證據應該是當時用火留下來的遺跡。”

　　高星認為，媒體在對科研成果進行報道時應實事求是，千萬不能因為美好的意愿而夸大其辭或斷章取義，誤導公眾。

　　專家思考：對待科研成果，公眾和媒體都要保持理智和冷靜

　　面對國內媒體和公眾的熱情，高星說：“古人類研究是一項長期復雜的任務，隨著新技術的出現和應用，會不斷獲得新的成果，對原有成果進行補充或修正。但任何科學研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鋁鈹埋藏測年法也不例外，它要求人類活動留下的遺址年代要足夠久遠，而且遺存要被后期厚層的堆積物覆蓋。而我國大多數古人類遺址不具備這樣的條件，這就決定了它們的年代不可能因該方法而被大規模改寫。”

　　高星強調，不能認為用新方法得出的研究成果，都會推翻已有的研究成果——這不是一種必然。他舉例說，“元謀人生活在170萬年前”早已被寫入教科書，但中外學者都提出過懷疑。因為這個數據產生得很早，當時的技術手段還很落后。去年他們用改進后的古地磁方法對該遺址重新取樣測定，結果與原有結論一致，美國《人類進化》雜志發表了這項成果。“通過這項研究，我們更加欽佩老一輩科學家在過去十分簡陋的條件下做出的堅實、可信的學術貢獻。”

　　高星特別提到，要理性看待英國的《自然》和美國的《科學》雜志，不能對它們盲目崇拜。“長期以來，媒體和學術界認為發表在這兩個刊物上的成果就代表了最高水平，甚至把在它們上面發表論文作為課題規劃和成果產出的指揮棒。其實，這兩個雜志比其他一些專業科學期刊更注重科普性，因而擁有較大的讀者群和社會影響，但不能把‘影響’和‘學術價值’畫等號。很多專業性很強的研究論文，并不適合在這兩個雜志上發表。許多專業期刊發表的論文，其學術價值并不遜色。我國的學術界和媒體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

　　有業內專家表示，類似“北京猿人”的科研成果報道并非個別現象，背后往往是愛國熱情和民族自豪感使然。這種熱情無可厚非，但不能因此背離科學事實。有意無意地夸大其辭或斷章取義，只會助長社會浮躁心理，使公眾與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