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富國弱軍之鑒：一個王朝的窩囊背影

　　著名的《清明上河圖》反映了宋朝的繁榮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宋朝在中國歷史中，總是不免與“恥”和“恨”之類的負面記憶聯系在一起。

　　也難怪，在強漢盛唐所創造的輝煌比照下，宋朝的疆域只有唐朝的一半，對外戰爭更是屢戰屢敗，北宋滅亡時兩個皇帝被金人俘虜，南宋最后一個皇帝被新崛起的蒙古鐵騎逼得跳海。

　　武力衰弱，對外屈辱，就是這個王朝在歷史上給后人留下的窩囊背影。

　　這個被人戲稱為“史上最不爭氣”的朝代，卻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生產力最發達、社會最繁榮的朝代：

　　北宋的國民生產總值，居然是清“康乾盛世”的兩倍多，都城汴梁“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集市“通宵買賣，交曉不絕”。宋朝時四大發明占三項并開始得到廣泛使用。英國著名漢學家李約瑟博士感嘆：“談到十一世紀，我們猶如來到最偉大的時期”。

　　富裕文明使大宋成為當時世人仰慕的國度。

　　褒貶往往是由視角差異決定的，貶者關注的是軍事實力和民族利益，褒者關注的是綜合國力、尤其是文化成就。而這一切，又都與宋朝“重文輕武”的國策有關。

　　“陳橋兵變”起家的開國皇帝趙匡胤為提防武將像他那樣“黃袍加身”，創立了文武分途、以文制武的國策，導致武將地位低下，文人地位崇高的畸形現象。

　　趙匡胤的后代中沒有出李世民這樣的一代雄主，卻出了徽宗這樣的畫家、書法家。在皇帝的表率下，大小官員平時咬文嚼字，賣弄文采，風花雪月，淺斟低唱，以附庸風雅為能事;而一遇國家危機卻推諉扯皮，束手無策，甚至請神棍作法來擊退敵軍。

　　這樣昏聵無能的朝廷，“自作孽，不可活”。

　　一個時代的政治和軍事總是互相影響的。宋朝的立國精神、國家政權體系和國防政策已決定了其中看不中用的軍事實力。

　　從宋朝立國開始，限制武官、防范武將是其軍事制度的重要特點。宋朝重視文科的選拔，其完備的文官制度甚至為近代西方國家效仿，但對軍事人才的培養幾乎是零，北宋幾乎沒有出現開疆拓土的名將，南宋在衛國戰爭中鍛煉出來的岳飛、韓世忠等杰出將領也多被猜疑。

　　政治上的文官治國，全社會重文輕武，使得軍人社會地位不高;經濟上的發展成果，也被不合理的兵役制度造成的龐大常備軍耗費得所剩無幾。

　　科技上的先進發明，在軍事上的應用猶如曇花一現，沒有形成持久穩定的戰斗力。可以說，經濟科技上的優勢，始終沒有成為軍隊建設的支撐。

　　宋朝所走的是一條舍棄武備建設而通過發展經濟實現富裕的道路。因此，“兵雖多而戰力弱，國雖富而兵不強”，自始至終受制于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因為它沒有強大的軍力作保障，無異于一條腿走路，無異于是把自己養肥了任人宰割。茍且偷生的小朝廷要實現社會長期健康的發展和繁榮，談何容易?

　　“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復哀后人也。”明朝國制仿宋而設，亡于北方外敵似乎是歷史走了一個輪回。富國不等于強兵，民富國不強的民族，終將無力再立于民族之林，幾百上千年前如此，幾百上千年后亦如此!

　　黨的十七大提出，必須站在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全局的高度，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實現富國與強軍的統一。這是一個立足歷史經驗和現實環境做出的英明決策。

　　只有具備強大的軍事力量，我們選擇的發展道路才不會被外部敵對勢力打斷，我們的經濟建設才不會因之而受到影響，我們的統一大業才不會受制于人，我們發展的和平環境才不會受到各種因素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