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著熒屏起飛——位高考落榜生的30年

　　2008年歲末，由潘大為擔任總攝影的大型紀錄片《漢字五千年》收官。潘大為有時會嚴重失眠，這部長達8集的片子從頭至尾在他腦海里回放了無數遍，他在一幀一幀地回想哪個地方還可以做得更好。

　　“沒辦法，我要比其他攝影師累許多，要給每個鏡頭賦予特定的內涵，只能多想想，沒別的辦法。”潘大為說，“我所有的片子，不管大小，全是這樣。”他說，上一次出現類似的情況是在《大國崛起》出手前。這部同樣由他擔任總攝像的大型紀錄片火了，也讓他再度獲得了同行的贊譽。

　　潘大為把自己事業的原點定位于1978年。那一年，在太原市王村第一小學擔任了3年代課教師的潘大為，聽說北京電影學院恢復招生，請假來到了北京。交上5毛錢報名費，他收到了一張編號為30538的收據。“我是第三萬零五百三十八個報名的，而那年攝影系一共才招12個學生。”潘大為說，“但我還是來了，因為當時我在太原跟著山西出版社的一位老攝影師學會了拍照、沖洗。周圍的人都說我照片拍得還不錯。”

　　“可是一進考場我就傻了，考官讓我們提交作品，人家拿出來的都是十寸八寸的大片子，一個保定膠片廠來的考生甚至現場為考官播放了一段半小時長的黑白電影。”潘大為說，“我帶來的那三張火柴盒大小的作品，跟人家的一比，只能算照片。臉上掛不住啊！”

　　6月15日，潘大為接到了北京電影學院寄來的通知書：“潘大為同學……由于本院錄取的名額有限，因此絕大多數的同學不可能被錄取。現在，經過初試考查，你報考我院攝影系未被錄取，望你正確對待，堅守本職崗位，安心工作……”

　　潘大為落榜了。

　　當張藝謀、顧長衛如愿坐進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課堂的時候，潘大為被安排進山西電信器材廠數控線切車間當學徒工。盡管這是一個會令1978年全國1120萬高考落榜生中多數人羨慕的出路，但潘大為卻覺得沒法“安心工作”，他的心“跟著電影飛了”。

　　從此，潘大為找各種理由往北京跑，找機會看各種在當時還被稱為“內部片”的進口電影，想辦法混進北京電影制片廠的攝制組當小工——“目的只有一個，離電影近點，再近點。”

　　這樣的日子過了快兩年，新的機會來了。1980年的春天，北京廣播學院和中央電視臺在太原聯合主辦了第一屆全國電視新聞培訓班，潘大為經朋友介紹與來自全國地方電視臺的60余名記者，共同經歷了這次被他們后來稱作“中國電視界黃埔一期”的培訓。

　　45天的培訓結束后，潘大為作為首批聘用人員進入山西電視臺。當時的中國電視業剛剛起步，發展迅猛，在張藝謀和顧長衛還沒畢業的時候，他已經能夠獨立掌機了。1983年，潘大為正式調入山西電視臺，終于有了“身份”。

　　但新的問題又來了，當一批批大學畢業生進入電視臺后，在工作中有意無意地宣講著各種理論，讓沒有經歷過科班訓練的潘大為覺得有些羞怯。“攝影是一門實踐藝術，理論固然重要，但通過多看片子同樣可以實現技法上的提高，也是可以干出來的。”潘大為再次想起了北京。

　　上世紀80年代初，隨著對外開放政策在文化領域的推進，一大批進口影片以各國影展的形式在北京集中放映，潘大為如饑似渴地看著。至今他仍能背出1985年4月文化部主辦的“美國電影周”放映的5部美國影片《礦工的女兒》《星球大戰》《轉折點》《克萊默夫婦》和《金色池塘》的每一個細節。此后的“法國電影回顧展”“蘇聯電影回顧展”“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電影回顧展”“日本電影回顧展”，幾十部片子一路看下來，讓潘大為的眼界大開，技藝漸長。

　　終于，1989年，他拍攝的音樂片《好大的風》榮獲第二屆中國電視文藝星光獎二等獎，他本人獲得最佳攝影獎。潘大為因此入選中國電視藝術家代表團，赴日本交流，是代表團中最年輕的團員。此后，《好大的風》還被選入北京廣播學院攝影系教材。

　　也就是這一年，潘大為覺得原本讓他驕傲的“身份”開始讓他束手束腳，于是他決定到北京“漂”著，以自由攝影師的身份出入各種影視攝制組。

　　20年后，潘大為與當年失卻同窗之機的顧長衛因合作系列片《知識改變命運》走到了一起，顧長衛擔任導演，潘大為司職攝影。

　　如今，潘大為的能力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認可——《大國崛起》《布達拉宮》《宋慶齡》《劉少奇》《麗江故事》——在中央電視臺播放的眾多大型文獻紀錄片都是他擔任總攝影。

　　談到成功的經驗，潘大為說：“多動腦子，只要看準了方向，堅持到底，做到極致就一定能成！”50歲的潘大為依然執著于這份極致，只要身在片場，始終盡力自己掌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