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齊魯兩國的治亂興衰

　　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條件，便造就了兩國不同的治國方略。在治國策略上，西周時代，齊、魯建國之初，兩國在治國策略方面，就有顯著不同。

　　在這種迥異的社會風尚塑造下，兩國的社會生活習俗也表現出極為不同的特點。魯國人一向好講習禮樂，春秋時代，當時的人們仍然公認“周禮盡在魯矣”，“魯猶秉周禮”。

　　西周是以小邦滅亡了作為大宗邦的殷商王朝。周武王攻下殷商的都城，僅標志著殷商王室的滅亡，除周族控制的原有區域外，當時大部分地域仍在殷商殘余勢力的控制之下。因此本著“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的政治目的，周王就把最親信的子弟和功臣分封到了殷商殘余勢力反抗最頑強的衛、魯、齊等地。尤其是地處原殷商腹地的東方地區，其戰略地位更加重要，所以周王就把開國功臣姜太公和周公之子伯禽分別封到了地處東方的齊國和魯國。齊、魯作為周初分封的兩個最重要諸侯國，由于其各自不同的自然、社會條件和治國方略，使得兩國以后的發展呈現出不同的軌跡。

　　漢朝的史學家班固曾在《漢書·地理志》中記載說：“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后世浸(逐漸也)弱矣。’”很明顯，姜太公是不同意魯國“親親”的用人原則的。反過來，周公又問姜太公。“周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殺之臣’”。周公也不贊成齊國“舉賢”的辦法。當然，“篡殺之臣”不惟齊國獨有，在春秋時期各實行“尚賢使能”的諸侯國中可謂普遍存在，《說苑·建本》、《春秋繁露·滅國上》和《淮南子·主術訓》等書中都有春秋時期“亡國五十二，殺君三十六”的記載。而魯國雖自魯武公時，國內就不斷發生政變。魯宣公以后“三桓”逐漸強盛，昭公時期，“三桓”更是發兵圍攻魯君，魯國公室從此名存實亡。昭公之后的定公、哀公也都是被“三桓”逼到國外在流亡中死去的。但魯國卻沒有出現類似其他諸侯國一樣的“篡殺之臣”，“三桓”雖然強大，但他們也只是輪流執掌魯國的政權，始終不敢干出像齊國那種“田氏代齊”一類的事情。

　　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條件，便造就了兩國不同的治國方略。在治國策略上，西周時代，齊、魯建國之初，兩國在治國策略方面，就有顯著不同。西周的分封制，實質是一種原始的殖民政策，各個諸侯國在其封國內采取什么樣的治理方式，這對于封國乃至西周天下的穩定至關重要。據歷史記載：“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丑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左傳·定公四年》)魯國為殷遺民之國，這里說得清清楚楚，所謂“啟以商政，疆以周索”，顯然是一種殖民地政策。至于齊國，史書雖無明文詳載，但從一些相關的歷史記載如“太公亦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史記·魯周公世家》)“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史記·齊太公世家》)等中可以推斷，齊國的治國方略應該屬于“啟以商政，疆以戎索”的范疇。從這里可以看出，魯國是嚴格按照“周禮”變俗革禮治理國家的，而齊國則是既貫徹“周禮”，又照顧當地原來的民俗的。這是兩種顯然不同的治國方針。到春秋時代管仲執政時期，更是“設輕重魚鹽之利”(同上)。使商人“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鬻貴，旦暮從事于此”。工匠也是使其“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國語·齊語》)。至“戰國”時代，齊國的臨淄更成了當時最熱鬧的商業城市。而魯國的自然條件則與齊國有很大的不同，它不靠海，沒有魚鹽之利，經濟類型是以單純的農耕經濟為主。雖然魯國也出產舉世聞名的紡織品“魯縞”，不過查遍有關資料，都沒有發現魯國重視發展工商業的一條記錄。其提倡擇瘠處貧、自給自足的記載卻隨處可見。所以《史記·貨殖列傳》中說魯人：“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于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國語·魯語下》也記載，魯國的貴族夫人——公父文伯的母親，教育他的兒子時，標榜自給自足，不但不提倡追逐財利，反而主張到貧瘠的地方去培養“善心”。魯國的貴族們認為，只有到瘠薄之地去艱苦勞作和過著簡樸的生活，才能培養出“善心”來。否則就會淫逸忘善(見《國語·魯語下》)。而齊國則有與此相反的議論，認為“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

　　由于齊國在建國之初就采取了“因其俗，簡其禮”和“舉賢而尚功”的政策，所以到了春秋時代，就已大膽任用外姓賢者如管仲等來治理齊國。這些人在執政時，也是推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記·管晏列傳》)的政策。因之國力迅速增強，遂使地瀕東海的齊國成為泱泱大國。齊桓公也憑借著強大的國力，打著“尊王攘夷”的大旗，北伐山戎以救燕，平定狄亂以存邢、衛，解王室之禍而定周襄王之位，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位霸主。總計齊桓公在位四十三年，糾合諸侯凡二十六次。對此，孔子曾評價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論語·憲問》)到了戰國田氏代齊后，齊桓公竟設立“噴室之議”的議政機構，廣開言路，鼓勵人們發表不同意見，以便擇善而從之。齊威王更是公開號令國人，“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戰國策·齊策一》)。這樣豁達大度的君主，在歷史上也是少見的。因為有這樣的政策，在齊國才有了兼收諸子百家的“稷下學宮”的出現。從戰國初年的齊威王時期起，稷下就聚集了當時大批著名的學者，他們享受著齊國給予的顯爵和優厚的待遇，并不擔任具體的官職，而專門議論政治的得失。稷下學宮歷百余年而不衰，網羅的學者最多時可達數百上千人，各種代表人物，形成了不同學派和不同的思想體系，這就使稷下自然成為當時百家爭鳴和思想交流的中心。它一方面完善提高了學宮中學者的學術修養，另一方面也為青年學子們的成長準備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因此，在學術領域，春秋戰國乃至秦朝的很多著名人物如荀子、孟子、慎到、宋钘、尹文子等，都與稷下學宮的滋養密切相關。

　　而注重家族宗法組織、提倡“親親”孝悌觀念的魯國則截然不同，他們崇尚先王之訓，大講禮樂教化。至于舉賢才、尚功利在魯國則根本沒有市場。孔子所創的儒學在魯國雖然也能存在下來，可是因為他是異姓，而且又主張“舉賢才”，因之就受到排擠，以至不得不出外十幾年。到了戰國時代，法家、軍事家吳起，雖曾在魯國任過職，但很快也被趕走。儒家學士在魯國雖也受到尊敬，但沒有一個被重用的。如孔子的孫子子思，雖被魯繆公視為賢者，但始終也沒有被委以具體官職，只是一般的顧問而已。

　　治國方略的不同，也塑造了齊國尚功利、魯國尚德義這種不同的社會風尚。《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記載：“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于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這里說得很清楚，建國之始，魯國就是以“褒有德”為其特點，而齊國則是以“尊勤勞”為其特征。東漢的班固也說：“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而述魯國則是“其民有圣人之教化”，“頻洙泗，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漢書·地理志》)。在這種迥異的社會風尚塑造下，兩國的社會生活習俗也表現出極為不同的特點。魯國人一向好講習禮樂，春秋時代，當時的人們仍然公認“周禮盡在魯矣”，“魯猶秉周禮”。各國諸侯要了解周禮，也往往到魯國學習，魯國成為了當時有名的禮儀之邦。而齊人則素來喜歡“聲色狗馬”，一直到春秋時代，齊國人即便是貴族階層中的人物，仍不免會經常做出一些“非禮”的事來。如齊國貴族慶封出使魯國時，其行為就表現得很沒有禮貌，魯國人借賦《相鼠》詩譏諷他，可是他卻“亦不知也”(《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毫不在乎。到了戰國時代，蘇秦在談到齊國臨淄的風情時說“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樂器)、彈琴、斗雞、走犬、六博、蹹踘者”(《戰國策·齊策》)。

　　用人唯賢，“舉賢而上功”的齊國，國力強盛，但終有田氏代齊之事;用人唯親，“尊尊而親親”的魯國，國力漸弱，至魯頃公二十四年(前249)為楚國所滅。周公、太公所預言，皆有應驗。立國之本、興亡之事，多少道理留給后人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