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從十七大到“兩會”——評十七大以來的一些理論動向和溫總理對中外記者的講話

　　由于大環境的影響，也由于多年來不重視馬克思主義的教育與學習，理論界隊伍實際上已經出現了分化：一部分人仍然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但是，許多人實際上已經相繼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當然，對有些人來說也無所謂“放棄”，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相信過馬克思主義。應該說，自十七大以來，直到“兩會”，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斗爭是很激烈的。

　　下面，是我個人對此作的一個述評。

　　一、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闡述

　　黨的十七大以后，一些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作者對中央提出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感到歡欣鼓舞。他們特別對于胡錦濤同志在報告中所作的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解釋——既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結合中國國情和時代特色——表示衷心的擁護，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對于某些人所鼓噪的民主社會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重大勝利。但是，由于主流媒體往往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視為保守，致使他們的文章往往很難進入主流媒體，而只能在網上發表，這就使主流媒體的宣傳受到了很大的局限。

　　我們看到，自十七大以來，主流媒體雖然發表了很多解讀十七大的文章，但是對于什么是胡錦濤同志所強調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卻沒有給予明確的、科學的闡述，以致人們對什么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至今仍然若明若暗，沒有一個清楚的認識。比如《學習時報》第410期發表的蘇榮、王偉光、李書磊寫的《十七大報告突出強調的重要思想觀點》一文就很典型。文章說，“正如胡錦濤同志在報告中所闡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正確、之所以能夠引領中國發展進步，關鍵在于我們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近160年的實踐、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成功實踐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只有與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才能成功，才能勝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只有賦予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才能成功，才能勝利;離開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來談馬克思主義，沒有前途，沒有意義;離開指引我們取得偉大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去另外尋找別的什么主義，沒有前途，沒有意義。”但是，讀者讀了這一大段話，究竟什么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還是不得要領。

　　也是在《學習時報》上，今年1月31日發表了一篇賈建芳寫的題為《什么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的文章，認為“科學社會主義中那些帶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可以作為其他規律的基礎的、可以作為認識和實踐社會主義所依據的法則或標準的基本原則是什么?對于這樣一個深層次問題的理解，必須遵循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及其邏輯結構。這樣來看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或原則，包括認識和實踐社會主義的方法論、社會主義本質規定、社會主義價值。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我們必須堅持這些基本原則。”說了半天，也沒有說到點子上。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對科學社會主義持懷疑和否定態度而主張搞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人并不甘心于他們的失敗。他們利用自己掌握的輿論陣地，不是按照十七大報告的精神來宣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在這種宣傳中偷偷地塞進了自己的私貨。比如高尚全前段時間在廣東講解放思想，講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它不是根據十七大胡錦濤同志的報告，而是大講他在2001年在深圳一個會議上講的“五條”：“第一、以民為本，這是實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第二、市場經濟，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基礎;第三、共同富裕、這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第四、民主政治;第五、中華文化，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見《炎黃春秋》2008年第3期高尚全文)需要指出的是，他所說的這個“以民為本”指的是經濟即所謂“民本經濟”，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民有、民營、民享的經濟”(見高尚全：《民本經濟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而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私有、私營、私享的經濟。在這里，公有制經濟是沒有任何地位的，這還能叫社會主義嗎?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又怎么能實現共同富裕和真正的政治民主呢?

　　二、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重新抬頭

　　去年胡錦濤同志6.25講話和十七大以后，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思潮都曾有所收斂，但是，今年以來這兩股思潮又重新有所抬頭，甚至表現得非常囂張。這是非常值得重視的一個動向。

　　關于新自由主義的回潮，特別反映在張維迎的《理解和捍衛市場經濟》一文(載2007年12月17日的《學習時報》)文章竭力宣揚市場經濟的“奇跡”，竭力宣揚市場萬能、市場永恒，宣稱市場經濟是“最平等的”;與此同時竭力反對政府干預，認為政府干預不僅無益，該文甚至不顧起碼的常識，宣傳市場經濟對窮人比對富人更加有利。文章還大肆宣揚秘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索托的觀點(此人的觀點曾經受到反共專家布熱津斯基和英美等國政要的肯定，是帝國主義用來向全世界發展中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急先鋒)，主張把窮人的資產變為資本，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新自由主義的傳教士。但是，這一套東西都是騙人的。

　　關于民主社會主義的回潮，集中表現在兩篇文章：一篇是秦暉寫的《專政、民主與所謂“恩格斯轉變”——19世紀后半期社會主義政治理念評述》一文，發表在《炎黃春秋》今年第一期;另一篇是辛子陵寫的《走出“共產黨宣言”的誤區》一文，該文先在今年1月登在“無柳村”博客上，3月份又改頭換面在《炎黃春秋》第3期上發表。秦文涉及的是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重大理論問題。我們知道，這個問題乃是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試金石，也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一條重要原則，關系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關系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也關系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是一個“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的大問題。秦文通過歪曲歷史的辦法，把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和古羅馬的個人獨裁混為一談，又把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與“布朗基思想”混為一談。其實如何一個稍諳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新文這樣做，無非是為了把水攪渾，以售其*。秦文還說什么馬克思只是在《1848年-1850年法蘭西階級斗爭》里公開講了無產階級專政，以后“很少講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在未公開發表的私人信件中“私下講的”，意思說，這些都不足為訓。事實當然不是這樣。馬克思于1850年6月寫的《致“新德意志報”編輯的聲明》一文就是一篇公開論述“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文字。該文發表于1850年7月4日的《新德意志報》的158號，載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8-379頁。秦教授總不好說這篇文章不算馬克思自己公開發表的文字吧!問題還在于，馬克思在這篇公開發表的“聲明”里，不僅提到了他在《法蘭西階級斗爭》里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而且還特別提到了他在這之前在《哲學的貧困》和他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對同一個問題的論述。至于馬克思在給魏德邁的信件里講無產階級專政，是因為魏德邁曾在這個問題上曾經有過錯誤認識，馬克思特別和它講這個問題，是因為它當時正在美國傳播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給他講此事，乃是對他進行指導。這時革命需要，根本談不上是什么“私下講”的“私人信件”。秦文還大獎所謂“恩格斯的轉變”。秦文提出諸如此類的歪理邪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去年已經批得很臭的民主社會主義打強心針，希圖使其重新復活。但是，這樣一些經不起一駁的東西，顯然是不可能達到目的的。

　　辛文的矛頭則直指科學社會主義的奠基之作《共產黨宣言》，特別是《宣言》的核心——關于“消滅所有制”的論述。辛文說，“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正確地指出：“資產階級爭得自己的階級統治地位還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產力卻比過去世世代代總共造成的生產力還要大，還要多。”它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生產方式，是機械化大生產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它最積極地把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一方面又提出政治主張：為解放窮苦工人，必須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消滅私有制，剝奪資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這個“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的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這是《共產黨宣言》的根本性錯誤，是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中的空想社會主義成分。”它還說，“在《共產黨宣言》發表的時候，正是英國憲章派準備在倫敦發動起義的前夕，接近爆炸的階級斗爭形勢，對工人的同情和對資本家的義憤，使他們在定稿時帶上了道德感情色彩，錯誤地給資本主義判了死刑，要消滅私有制，消滅資產階級，結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且一定要用暴力。馬克思、恩格斯所倡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由此成為一種打著解放工人階級的旗幟摧毀先進生產力的暴力社會主義運動。”與此同時，辛文還歪曲歷史，丑化蘇聯東歐，重彈吹噓民主社會主義的老調，批評國際共產主義的所謂根本錯誤。他說，“一場以消滅私有制為結局的革命，一種以排斥先進生產力為特征的社會制度，無論以什么堂皇的名義，都是沒有前途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無論遭到多大誤解，無論怎樣被妖魔化，最終都會被人類認同，脫離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走向更高生活水平的平等和正義。私有制和資產階級代表先進生產力，是不能消滅的，消滅了還得請回來。這是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留給后世的最根本的教訓。”辛文用如此惡毒的語言來咒罵和否定《共產黨宣言》恐怕是建國以來近60年的歷史上所僅見的，這表明作者對《共產黨宣言》仇視程度之深，同時也表明，《共產黨宣言》的生命力之強和威力之大，已經成了一切反馬克思主義者的不可逾越的障礙。

　　三、關于對蘇聯和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否定、歪曲

　　去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90周年紀念日，全國沒有組織紀念活動，但是有的媒體還是發表了紀念的文章。與此同時，也有些媒體發表了詆毀和否定十月革命的文章。如曾任中蘇友好協會副會長的何方寫了一篇《如何評價十月革命》，文中說，“肯定十月革命的道理過去講得夠多了。我自己就是在學習和講授《聯共(布)黨史》中長大的。所以只談一下從俄羅斯等國了解到的一些負面評價，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 十月革命完全背離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張無產階級革命只能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無產階級在人口中占多數的國家發生，而俄國則正好相反。所以十月革命不能說成是無產階級革命。其次，馬克思主張無產階級建立的應當是自由人聯合體，十月革命建立起的卻是壓迫人民的專制體制。

　　“二， 十月革命是對二月革命的反動。二月革命是俄國各階層人民自發的推翻沙皇專制的民主革命，由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為主導，人民也確實得到了民主自由。十月革命反而使人民失去民主自由以至財富(生產手段和部分生活手段)。

　　“三， 十月革命造成的許多惡果

　　“(一)妨礙和阻滯生產力發展。一戰前俄在世界經濟中處第五位，現在已降至第十位。以前蘇聯經濟統計存在極大的虛假和水分。蘇聯最后一次公布國民經濟統計是1976年，宣布它的經濟總量已達到美國的67%。后經世界銀行等四大權威機構調查，蘇聯解體前(這時已實行公開性，公布了一些檔案)經濟總量和加拿大相當，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后來美國承認，冷戰期間中情局搞垮蘇聯的手法之一，就是故意高估蘇聯實力來麻痹它。蘇聯正好喜歡人吹捧，再加上自吹，在很長時間都給人以世界第二強國的印象。后來西洋景已徹底拆穿了，原來經濟還很落后。蘇聯實行單打一，80%的工業企業都直接間接為國防服務。軍工消耗國家資源80%，機械產品的70%。1971—1983年，蘇聯軍費超過美國，從五六百億到兩三千億美元。所以蘇聯軍事技術雖然很先進，但國民經濟技術和裝備卻十分落后，至今外貿出口還只能主要*能源和原材料。俄國官方也承認，蘇聯糧食生產直到解散前還沒恢復到1913年水平。1992年進口糧食即達2500萬噸。

　　“(二)政治上實行專制和殘暴統治，殘害人命前后達數百萬。包括各種鎮壓、作為階級消滅富農、民族和人群的遷徙以及其他迫害，還不算內戰和由于政策失誤在二戰中造成的大量死亡。蘇聯消滅了一切民主自由，造出權貴階層和嚴格的等級制和特權制。

　　“(三)扼殺科學文化，敗壞道德風習。大搞個人迷信，實行愚民政策，言行不一，弄虛作假。直到俄當局公布大部檔案，人們了解一些真相后才大吃一驚。

　　“(四)搞世界革命，實行對外擴張，危害世界和平。本來1925年洛迦諾公約的簽訂，連斯大林也說西方的目的在于維持現狀。但后來由于共產國際在各國的活動，卻增強了西方的警惕和反蘇反共的意向。而德國社共兩黨的互斗也有利于希特勒的上臺。二戰后蘇聯又進行瘋狂擴張，退出了和西方盟國的合作，還以柏林事件和朝鮮戰爭啟動長期的冷戰。當然，發動二戰的是法西斯，美英對冷戰也應負重大責任。這里只是說十月革命消極作用的一面就是了。

　　“(五)對中國的影響。我們過去的長期落后和經受無數災難，主要也是實行一邊倒和照搬斯大林模式的結果。連胡喬木都說，“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劇，追根溯源還要追到斯大林。”列寧、斯大林這兩把刀子可把中國給害苦了!”

　　何文的觀點是不值一駁的。實際上，他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其實并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早就被列寧批得體無完膚的“唯生產力論”。列寧說：“他們都自稱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卻迂腐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辯證法，他們一點也不理解。馬克思說在革命時刻要有極大的靈活性，就連馬克思的這個直接指示他們也完全不理解，他們甚至沒有注意到，例如馬克思長通信者(我記得是在1856你的通信中)曾表示希望能夠造成一種革命局面的德國農民戰爭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就是對明快速的這個直接指示，他們也像貓兒圍著熱粥繞來繞去，不敢觸及。”他還說，“既然敬禮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干涉別國人們呢?”(《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777頁)

　　何方說十月革命是對二月革命的反動，更是極其荒謬的。我們知道，二月革命由于無產階級未能掌握革命的領導權，政權落入了資產階級之手，出現了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另一方面是工兵代表蘇維埃。1917年4月列寧回國，適時提出了革命轉變問題，并且提出了“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這完全符合馬克思關于不斷革命的思想，也完全符合當時的形勢，又何來反動之說?當時臨時政府還要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這難道是正確的嗎?十月革命的勝利，證明了列寧的正確。十月革命后，列寧不免有忘記還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他曾說，“從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到解散立憲會議(1918年1月5日)這十來個星期里 ，我們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資產階級民主派和自由派(立憲民主黨)以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他們執政的八個月里所做的要多千百倍。”(《列寧選集》迪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4頁)

　　至于何文所說的“十月革命的惡果”那不過是一些反動派的陳詞濫調。事實是，十月革命后蘇聯由一個歐洲第四位的國家發展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強國。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勝德日法西斯中發揮來決定性的作用。這個歷史事實是誰也否定不了的。

　　一個人要是背叛了自己的信仰，那是什么話都說得出來的。一個曾經擔任過中蘇友好協會副會長的人，居然用如此惡毒的語言來咒罵蘇聯，其實也不奇怪。拿他的這些話，和資本主義世界那些有世界影響的人士對蘇聯的評價進行一下對比，其人格和境界的高下就立刻可以顯示出來。限于篇幅，我們就不做這種對比了。相信讀者完全會通過這樣的對比得出自己的結論的。

　　和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蘇聯的建設成就一樣，一些人也歪曲歷史，否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就。一個突出的例子是杜潤生口述、姚監復整理的《當代中國與新民主主義結構》一文，該文發表在《炎黃春秋》今年第二期。實際上，作者連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也沒有弄清楚，對有關的歷史事實也沒有弄清楚，就大發議論，說什么毛澤東建國后放棄了新民主主義論，急于搞社會主義，是個錯誤。對此，我在最近寫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轉變論和中國國民黨轉變問題——評杜述姚撰<當代中國與新民主主義結構>》一文里已經作了評論，這里就不多贅述了。

　　同樣，對于新中國第一個30年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有人也大加否定。在這方面，最突出的是《南方周末》的新年獻詞。對此，我也已經有專文進行了批駁，這里也不再贅述了。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人之所以要詆毀和否定蘇聯和中國革命，之所以要詆毀和否定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是和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妄想丟掉老祖宗，丟掉列寧和斯大林這“兩把刀子”，丟掉毛澤東思想這一銳利武器分不開的。這顯然是一股逆流，必須堅決予以反擊，一定要戰而勝之，攻而克之。

　　四、關于堅持馬克思主義和解放思想的關系問題

　　現在有一種趨向，就是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解放思想對立起來，好像要解放思想就不應該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甚至認為，要解放思想，就要破除對馬克思主義的所謂“迷信”。這是一種非常有害的思想。

　　去冬今春以來，許多報刊特別是南方的報刊都大講解放思想，有的還提出高舉解放思想的旗幟，但是，這些文章都不講指導思想，不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們都只是抽象地講解放思想。但是實際上，他們所說的解放思想，就是要否定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如中央黨校的王長江在《高高舉起解放思想的旗幟》(載《黨政干部論壇》2007年12期)中說“改革開放事業要進一步推進，越來越迫切地需要徹底擺脫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和思維模式的影響。這是當前思想領域最為緊迫、也是最為艱巨的任務之一。”所謂“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和思維模式”是什么?根據《現代漢語詞典》對于“傳統”二字的解釋：“所謂“傳統”，是指“世代相傳、具有特點的社會因素，如風俗、道德、思想、作風、藝術、制度等。”實際上，所謂“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就是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以來，中經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再經鄧小平至今，世代相傳，一直延續下來的社會主義理論。這個社會主義理論，既不同于歷史上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也不同于當今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這是一種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代表了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社會主義，是一種作為資本主義對立面、必須經過社會革命才能夠實現、而不是只實行社會改良就能夠實現的社會主義，是一種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或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是一種既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提出要“擺脫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和思維模式”其實就是要擺脫資馬克思恩格斯以來中經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直到鄧小平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這和我們憲法所規定的指導思想，和胡錦濤在十七大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解釋中所強調的“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都是背道而馳的。在這方面，重溫一下鄧小平有關社會主義的論述應該是有意義的。鄧小平在1985年8月28日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穆加貝時說，“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但在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現在講的對內搞活、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39頁)

　　列寧說，“沿著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進，我們將愈來愈接近客觀真理(但不會窮盡它);而沿著任何其他的道路前進，除了混亂和謬誤之外，我們什么也得不到。”(《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104頁)如果只講“解放思想”而不講以什么思想為指導，沿著什么理論道路前進，我們就很可能像列寧所說的那樣，“除了混亂和謬誤之外，我們什么也得不到。”

　　鄧小平也說，“什么叫解放思想?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解放思想決不能夠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軌道，不能損害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全黨對這個問題要有一個統一的認識。(《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頁)就是說，解放思想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進行，不能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軌道，偏離了，就要犯錯誤，造成大的損失。

　　有人以為，所謂解放思想就是自由思想，不受任何束縛。其實，自由并不是隨心所欲，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人只有認識了必然，認識了規律，他才是自由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都是幫助我們認識必然、認識規律的有力武器。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就能夠掌握必然，得到自由，否則，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從表面上看，好像很自由，實際上，只能局限在資產階級的狹隘的眼界內，用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來觀察問題和分析問題，只是在黑暗中摸索，是根本談不上什么自由的。

　　這個問題，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來看，也是有很深刻的教訓的。胡耀邦、趙紫陽兩個總書記為什么栽了跟頭?不就是因為他們的解放思想不注意用馬克思主義作指導，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采取放任的態度的結果。我們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問題顯然也與此有關。鄧小平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說過，“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頁)到1993年，他已經看到了問題。在與其弟鄧墾的談話中說，“比如剛才講的分配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 “分配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1364頁)但是，這個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越來越突出了。實際上，中國的新資產階級已經產生，而且人數越來越多。這是不是鄧小平說的“真是走上了邪路了”?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胡錦濤同志說要隆重紀念。我覺得最好的紀念是總結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解決在改革開放過程產生的一些重大問題，特別是一些方向路線性質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中國幾代人經過長期艱苦奮斗、流血犧牲所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毀于一旦，付之東流。這是任何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所不愿意看到的。

　　今年3月3日，中央黨校有個教授在《北京日報》的“理論周刊”上發表文章說，“如果不把‘修正主義’完全當作一個貶義詞，而是看作從實際出發，看作對馬克思主義創造性運用和發展，看作對馬克思主義個別論斷的否定和拋棄，必須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實對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前關于社會主義的一些個別論斷和結論作了“修正”和發展。但另一方面，如果仍然囿于僵化的理解、把“修正主義”當作純粹的貶義詞，認為“修正主義”就是全盤拋棄和否定馬克思主義，應該說我們現在做的又不是什么修正主義，因為我們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馬克思主義仍然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這段話在網上引起了爭論。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不應該搞折中調和。修正主義究竟是褒義詞，還是貶義詞，應該是確定的：或者是褒義詞，或者是貶義詞，而不應該是模棱兩可的。一個詞不能既是褒義詞，又是貶義詞。事實上，修正主義一詞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歷史上有其確定的內涵，它是一個貶義詞應該說是很清楚的，否則列寧所進行的反修正主義的斗爭就不是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而變成了僵化守舊的代名詞了。現在提出修正主義是褒義詞，就會把反馬克思主義合法化，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成為一句空話，這是極其錯誤，也是非常危險的。對這樣的提法，我們應該堅決加以反對。

　　五、關于溫總理會見中外記者的講話

　　溫總理3月18日會見中外記者的講話，令人感到失望。倒不是我對溫總理講話的期望值過高，而是他講的有些話實在太離譜了。比如鳳凰衛視記者的提問，問的是南方發生的冰雪災害，“這場雪讓您感受到了什么?”這個問題也是全國人們所非常關心、很想知道的問題。溫總理的回答竟然采取了回避的態度，講了一大篇他事先準備好的話，卻沒有沾到冰雪災害的一點邊，怎不讓人失望?也許他在講改革問題時說的“三不足”中的“天變不足畏”與記者問的問題有點關系，那就是把問題僅僅歸結為“天變”，但是這樣的回答顯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作為一個總理，應該對這次災害作出總結，這樣，在遇到同樣的情況或類似問題時就不致造成那么大的損失了。在這方面，我尤其對他說的“一個領導者應該把眼睛盯住前方，把握現在，思考未來”這句話感到不能理解。我們知道，“歷史是一面鏡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對這些有益的格言怎么可以丟在一邊呢?事實證明，只有認真總結了歷史的經驗教訓，我們才能“吃一塹，長一智”，不再重犯過去的錯誤。

　　溫總理在講話里還講到“祖宗不足法”，網上有不少人已對此提出不同看法，我也有同感。鄧小平1991年8月20日與幾個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時曾說，“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頁)不僅如此，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還被莊嚴地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總理，怎么能說出“祖宗不足法”這樣的話來呢?這不是太離譜了嗎?

　　至于“人言不足恤” 也是用得很不恰當的。人言是什么?，輿論是也。社會的輿論反映了人心的相背，是一個執政黨應該密切關注的問題。事實上，共產黨對于社情民意也一直是十分關注的。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常委、國務院總理，怎么會講出“人言不足恤”這樣的話來呢?實在是太離譜了。特別是在提倡政治體制改革，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今天，更應該廣開言路，讓人民群眾能夠充分表達自己的意志，在這種情況下講什么“人言不足恤”更是非常不合時宜的。

　　溫總理還說，“要推進社會的公平正義。如果說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那么公平正義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首要價值。公平正義就是要尊重每一個人，維護每一個人的合法權益，在自由平等的條件下，為每一個人創造全面發展的機會。如果說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職，那么推動社會公平正義就是政府的良心。”在這里，大講社會公平正義，說“公平正義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首要價值”也是很不恰當的。據查，溫總理關于真理和公平正義是首要價值的話來自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一書。原話是這樣說的：“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1頁)溫總理在講話里把羅爾斯話的次序顛倒了一下，同時把羅爾斯說的“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改成了“公平正義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首要價值”。其實，公平正義也和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東西一樣，是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一些理論武器，具有很大的欺騙性。所謂“尊重每一個人”，你尊重了有產者有剝削別人的權利，就不可能尊重勞動者不受剝削的權利。所以，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真正的平等就是消滅階級。在消滅階級之前，一切平等之類的話都是騙人的。至于把公平正義當作社會主義的首要價值這樣一類的觀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就有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9年9月17-18日寫給倍倍爾、李卜克內西、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曾批評“蘇黎世三人團”即赫希伯格、伯恩斯坦和施拉姆三人說，“至于他們的社會主義的內容，在《共產黨宣言》中《德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那一節里早已受到了充分的批判。在階級斗爭被當作一種令人不快的‘粗野的’現象放到一邊去的地方，留下來充當社會主義的基礎的就只有‘真正的博愛’和關于‘正義’的空話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頁)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里還指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同上，第741頁)用倫理道德來作為社會主義的標識顯然是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的。

　　溫總理在講解放思想時講了三點，其第一點說，“要繼續破除迷信，反對本本主義，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國家永遠保持生機和活力。”我感到這完全不符合我國當今的現實。中國的共產黨員和各級干部，目前究竟有多少人還在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的本本?這只要看看新華書店馬列和毛澤東著作的發行情況就可以得出一個初步的結論。如果再看看一些干部和理論工作者寫的文章，也可以知道他們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水平究竟如何。現在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提出反對本本主義使人有無的放矢之感。當然，也有另外一種本本主義，這就是對西方資產階級著作的迷信和崇拜。現在生吞活剝、食洋不化到處套用西方做法的情況倒是很突出的一個問題，如果溫總理反對這樣的本本主義，那倒是很適其時的。不過溫總理所要反對的本本主義顯然不是這樣的本本主義。

　　溫總理是一位愛讀書的總理，每次講話都要引用一些古詩文。古人說，“言而無文，行之不遠。”溫總理注意講話的文采當然不是壞事，但是也要考慮聽者的水平。不要說外國人了，我看他們肯定是一頭霧水;就是中國普通百姓，對于古詩文也會感到困難。從講話的效果考慮，還是應該力求通俗一些為好。另外語言的生命力并不只是*形式的華美，更重要的還是內容的深刻。如果文字華麗，而思想平庸，還是不會有生命力的。如果不是在辭藻上而是在內容上多下功夫，盡管語言樸素，但是思想深刻的講話，還是會真正受到聽者的的歡迎的。

　　在這方面，我還發現，溫總理雖然喜歡引經據典，但是從來不引用馬列的經典。而從他對一些問題的提法常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格格不入來看，他對馬克思主義看來是相當生疏的。我覺得，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常委，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總理，這不能不是一個很大的缺陷。我希望他在讀書時能夠注意彌補這方面的缺陷。相信這不僅對于他個人，對黨和國家都是大有好處的。當然我也更希望我們國家所有的領導人都能夠注重馬列和毛澤東著作的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一個寶藏，只要肯化功夫學習，一定會大有收獲的。而且這還會帶動全黨和全國各級干部的學習，帶動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的學習，這將使人們的精神面貌大為改觀。而精神可以變物質，這對于推動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大有好處的。

　　因為是個人的看法，當然不一定都對，不當之處，還望不吝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