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怎么上歷史課

　　香港大學的國際招生愈做愈好，來自歐美的學生愈來愈多。有一天，和一群德國學生聊天，剛好是臺灣的歷史教科書問題正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民進黨政府試圖在教科書里進行所謂“去中國化”，反對者則抗議紛紛。我問這些德國學生：“你們高中的歷史課是怎么上的?”

　　德國的教育權下放到各州自治，因此不同的州會有些差異。但是在七嘴八舌的爭相發言里，我發現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教科書并不重要，二是開放式。

　　如果這一課是1870年的普法戰爭，那么老師會在上課前要求學生讀很多第一手資料，譬如俾斯麥首相的演講原文，要學生從演講稿中探討當時普魯士的外交策略，從而分析普法戰爭的真正原因。除了了解德國觀點，學生必須知道法國觀點，老師可能用電腦放映圖片，反映當時法文報紙上的時事諷刺漫畫、評論或者畫家筆下的巴黎街頭。分析戰爭本身，老師可能出示一張1870年普魯士的經濟發展指標圖，用來解釋當時的“新科技”──譬如鐵路的廣泛使用和新制大炮的威力，如何使普魯士在戰場上占了上風。

　　也就是說，在整個講課的過程里，教科書非但不是惟一的教材，而且不是核心的教材，甚至可能根本沒用到。

　　第二個特征是開放式的教學。教學的主軸不是讓學生去背誦任何已經寫進某本書里的敘述或評價，而是要學生盡量從第一手資料里看出端倪，形成自己的判斷。如果這一堂課的主題是納粹，學生可能必須去讀當時的報紙、希特勒的演講、工會的會議記錄、專欄作家的評論、紀錄片等等，然后在課堂里辯論——納粹的興起，究竟是日耳曼的民族性所致，還是《凡爾賽合約》結下的惡果?或者是經濟不景氣的必然?各種因素都被提出來討論。至于結論，學生要通過資料的分析和課堂的論辯自己來下。

　　滿頭卷發的盧卡斯說：“我們那時就讀了托馬斯曼的哥哥亨利希曼的《臣仆》，因為他就認為德國人有慣性的服從性格。我們在課堂上就此辯論了很久。”

　　如果主題是1848年的歐洲革命，學生必須從經濟、社會和政治的不同層面分析革命的起因，然后還要試圖去評價這場革命的后果——這究竟是一個失敗的革命，如法國的Alesis de Tocqueville所說，“社會頓時撕裂成兩半：羨妒的無產階級和恐懼的有產階級”;或是一個成功的革命，因為20年后，德國和意大利都統一了，而法國擴大了選舉權，俄羅斯廢除了農奴制?事情的是與非，人物的忠與奸，往往沒有定論。學生必須自己從各種數據的閱讀里學習爬梳出自己的看法。

　　“我們還常常要作報告，”剛剛來到香港的漢娜說，“一個人講45分鐘，等于教一堂課。”

　　“你記得講過什么題目?”

　　“當然記得，”她說，“因為要做很多準備。我講過英國的殖民主義。”

　　在這樣的歷史教學方式里，教科書的地位，只不過是一個基本的參考數據而已。在眾多一手和二手的資料里，包括演講、漫畫、照片、統計圖表、新聞報道和學者評論、人物日記、法庭記錄等等，教科書只是一個指引，不具任何一錘定音的權威。

　　開放式的歷史教學，著重在訓練學生運用材料的能力，尤其是培養學生面對紛雜的史實做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教科書充其量只是路邊一個小小指路牌，不是燙了金的《圣經》。

　　至于考試，他們解釋，也不會以教科書為本，而是開放式的題目，都是要你寫文章回答的。譬如，“試分析俾斯麥的外交政策”或者“試分析魏瑪共和國失敗的原因”;測驗的是一種融會貫通的見解，教科書根本沒有答案，也不可依賴。

　　如果教科書根本不被看做一錘定音的權威，如果課堂中的歷史老師有獨立見解，又有旁征博引的學問，如果我們的考試制度不強迫老師和學生把教科書當《圣經》，我們需要那么擔心教科書的問題嗎?歷史教學的真正問題所在恐怕不在教科書，而在教育的心態、制度和方法本身吧。

　　“可是美國的歷史教育比較跟著教科書走，”來自奧地利的約翰在美國讀過一年高中，他插進來，“而且他們的歷史課教得很細，不像我們在歐洲，著重在大事件、大歷史。”

　　克里斯說，“那沒辦法，他們只有兩百五十年歷史可以談，所以連什么‘三十年代流行時尚’都可以在歷史課里討論一整節。”克里斯也去美國交換過一年。

　　話題轉到美國去了。克里斯接著，“我發現美國人跟歐洲人真的很不一樣。譬如說，有一次老師出題，要大家挑選20世紀本國某一重要人物來作報告，結果，你知道嗎?有五個人，選的是蝙蝠俠!不可思議，是高三呢!”

　　大家轟一下笑開了。我忍住笑，說，“如果是你們德國班上做這個題目，大家可能選什么樣的人物呢?”

　　克里斯回答：“阿登瑙爾、希特勒、布萊希特、托馬斯曼或者舒馬赫、貝肯鮑爾什么的，都可能。可絕對不會是米老鼠、蝙蝠俠或超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