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調節與政府干預:誰動了誰的奶酪？

　　2008年以來，全球經濟就好比是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怎一個“亂”字了得。從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到國內A股市場不斷的劇烈震蕩，再到房地產行業的“資金鏈”緊張說，以及一大批中小企業(行情股吧)掀起的一輪“倒閉潮”，無不讓陰霾圍繞在中國市場的上空，“救市”二字不絕于耳。

　　到底該救，還是不該救?此話題一經提出，立刻引起了經濟學家們的激辯，在危機下，到底應該由市場來自我調整，還是應該由政府出面來充當“救世主”?

　　困境又見困境

　　2008年9月，隨著雷曼兄弟公司的垮臺，醞釀已久的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終于全面爆發了，隨著危機效應的不斷蔓延，我國經濟并沒有能夠獨善其身，反而受到了很大沖擊。

　　但通過分析來看，早在此前的2007年，有關于股市和樓市的泡沫論，就已經彌漫在市場的每一個角落，此預言到了2008年真的一一成為現實，股市持續了長達一整年的暴跌，由2007年10月上證綜指最高點6124點，一路下探至當前的2000點附近，樓市同樣以低迷的態勢走過了過去的一年。值得一提的是，兩市泡沫破滅之時次貸危機還沒有波及中國，可見兩市雙跌是有其內生因素的。

　　在當時，“救市”的呼聲不絕于耳，但也有不同的聲音出現在耳邊，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應該由市場去自我調整，而不應該是政府出面出臺行政手段來干預。

　　甚至有觀點認為，中國的股市和房市不是因為政府“救市”不夠，而是因為政府干預太多，才出現股市、房市被經常變化的政策所綁架的局面。

　　再回過頭來看我國的民營企業，隨著金融危機爆發，引發了廣東和浙江一帶的中小企業紛紛關門，掀起了一輪中小企業“倒閉潮”。

　　對此，一些市場人士認為，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民營企業發展所面臨的一個巨大的困難就是商業環境不夠健康。那么，什么是良好的商業環境呢?如果要列舉一些關鍵詞的話，大家很容易想到“自由進入”、“平等競爭”、“金融成熟”和“法制健全”。對照一下現狀可以發現，這幾個方面在中國都有不小的距離。

　　這些年來，盡管民營經濟整體得到了飛速發展，但其生存環境依然嚴峻，這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市場準入門檻高，二是企業融資難，三是在權益方面有效保障的法律還不是很健全等。因此，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民企尚有一息生存，一旦經濟形勢不好，受傷最嚴重的總是民營中小企業。此輪金融危機就是一個很實際的見證，很多中小企業就是因為融資難而瀕于破產倒閉。

　　政府救市還是自由調整

　　不論是實體經濟還是股市、樓市以及我國的中小企業，一旦出了問題，人們不自覺地就會想到要政府“救市”，通過求助于政府來化解危機，而通常，政府也認為自己責無旁貸。針對這一現狀，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以及增加信貸等辦法試圖把經濟從蕭條當中挽救出來。政府的“救市”愿望能不能實現呢?對此，經濟學家張維迎(博客)日前撰文指出：“我抱懷疑態度”。張維迎分析說，1929年危機為什么拖了那么長時間?就是因為危機開始后政府干預太多了。現在有人講是羅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國經濟，其實羅斯福沒有多少新政，羅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開始實施了。現有的大量證據證明，美國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資、提高關稅、限制工資的調整，都是在羅斯福上任之前進行的，所以導致了失敗。

　　根據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緩了市場的自身調整，使蕭條持續了更長時間。1990年后日本政府救市政策的失敗也說明了這一點，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資并沒有把日本從蕭條中解救出來。

　　那么，依靠政府救市能不能成功呢?張維迎的觀點是，可能會有短期效果。但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是市場自身的調整，政府救市的結果可能會反而延緩市場的調整。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李義平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同樣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李義平認為，就當前的經濟形勢而言，政府可以發揮其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刺激過度和反應過度，如果政策干預過度反而會衍生出更多深層次的難題。“其實，出現危機說明經濟本身在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問題，危機本身也是一種強制性的調節機制，通過強制性的調節機制，迫使企業產業機構提升，迫使擠掉泡沫等，如果沒有一次次的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的調節，成熟市場的國家經濟也不會發展到今天的程度”。

　　對此，李義平舉了一個例子。他告訴記者說，美國的經濟學家熊彼特曾經說過，只有讓市場自己調節才是可取的，任何人為的刺激帶來的經濟復蘇，都會讓那些在蕭條中未能完成調整的剩余問題更加嚴重，從中又會產生出新的問題，再造成另一次更嚴重的商業危機。

　　“所以，政府可以發揮一定作用，但如果發揮得過度，就會把很多問題給掩蓋掉了。”李義平說。以美國為例，美國這次危機與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有關，該泡沫破滅以后，美國經濟進入了衰退期，但衰退的時間很短，因為美聯儲通過降低利率來刺激房地產市場，這一舉動雖然很快啟動了經濟的復蘇，但留下很大的隱患，最終引發了這場次貸危機。

　　而關于挽救破產企業的言論，張維迎認為，政府對破產企業的拯救不僅扭曲了市場的懲罰機制，延緩了結構調整，而且常常把小問題變成大問題，因為政府只解決大問題不解決小問題。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業界自救的積極性，導致更多的投資失誤和更多的壞賬。政府投入的資金越多，資金越短缺——這正是中國經濟的老大難問題。

　　市場有無自我調節的能力?

　　金融危機發生后，很多人對自由市場提出了質疑，認為“市場失靈”了。所謂“市場失靈”即是指通過市場價值規律這個“看不見的手”無法實現資源最佳配置、效率最高的情況。

　　對此，有反駁的觀點認為，自由市場不是完美的，但是自由市場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率的機制，任何資源配置的體系都有它自身的問題，就要看是否能夠克服這個問題，而自由市場經濟內部出現的問題，經濟學家們認為是可以克服的。

　　在自由市場派看來，蕭條是市場自身調整的必然過程，有助于釋放經濟中已經存在的問題，政府干預只能使問題更糟。

　　“就應該由市場來自己去調節，相信市場會做出一個良好的選擇。”李義平對記者表示，“美國沒有產業政策，但他們的產業也在不斷升級，包括我國東南沿海一些發達地區，都是市場調節的結果，而不是政府調節的結果，政府調節很到位的地方恰恰就是一些經濟不發達的地方。”

　　“人類的認識經濟體系的能力和影響經濟體系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調動整個市場的積極性和力量才能讓市場進入一個良性循環的環節。當然了，不是說政府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政府更應通過這個過程去培育市場，給市場創造一個良好的氛圍和環境。比如對待民營企業應當與國有企業一視同仁，創造平等的競爭環境，真正放開民營企業的發展，拓寬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李義平說。

　　對此，有專家認為，在未來的30年乃至更長時間里，中國社會在一段時間內會繼續面臨著就業、經濟發展以及穩定等壓力。能否解決這些問題，更多地取決于民營經濟的充分發展。這就要求必須改變政府管制的方式，徹底開放市場，降低市場準入制度、打破各種所有制歧視，給廣大中小企業更多的選擇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