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情報四杰”鮑君甫:臥底上海灘屢建奇功

　　臥底上海灘屢建奇功的鮑君甫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風云際會，魚龍混雜。中共“情報四杰”中的錢壯飛、李克農、胡底3人，給上海灘留下了無數傳奇。

　　四杰中的另一杰鮑君甫，熟悉掌故的人，知道他叫“楊登瀛”，也是在“中統”的心臟中潛伏多年的地下工作者。

　　進入中統的中共特工

　　鮑君甫，廣東珠海前山人，1893年生。早年留學日本，畢業于早稻田大學。回國后，在上海發展，與上海的幫會、租界巡捕房乃至日本人都建立了廣泛的人脈關系。隨后，鮑君甫改名楊登瀛，并以此名在國民黨中聞名。

　　“四·一二”以后，陳立夫奉蔣介石之命組織“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即“中統”之前身。鮑君甫被任命為“上海特派員”，成為國民黨特工系統的高級干部。

　　在這前后，鮑君甫與中共地下黨員陳養山結為至交，通過陳的介紹，周恩來派陳賡與鮑君甫接頭。鮑決定在黨的領導下工作，成為中共“特科”二科的一員，仍稱本名鮑君甫。稍后，錢壯飛通過報考無線電訓練班進入“中統”，逐步贏得徐恩曾的信任，成為其機要秘書。

　　為了鮑君甫開展工作，地下黨特地為他購置了轎車，派在蘇聯培訓過的地下黨員連德生擔任其護衛，并派安娥任他的秘書。

　　在周恩來、陳賡等人的安排下，我黨經常送給鮑君甫一些經過挑選的“情報”，中共的《紅旗》《布爾什維克》等刊物和傳單也經常被鮑君甫“查搜”到，由于“成績突出”，鮑君甫在“中統”內部益受重視，經費可以自由支取，還與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上海市政府、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以及其它情、特機關建立了密切聯系。

　　當時上海公共租界是各方勢力激烈較量的地方，巡捕房負責人蘭普遜借重鮑君甫與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的關系，對鮑君甫十分信任，鮑君甫也由此對公共租界方面了如指掌。那時，日本人以虹口為據點，大肆擴張其在上海的勢力，對英美利益形成了威脅，蘭普遜知道鮑君甫是日本通，很多事請其出面折沖。鮑君甫通過不斷伸展自己的情報觸角，很快就成為了上海灘上出名的“擺得平”的能人。

　　臥底上海灘屢建奇功

　　1928年秋，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接獲叛徒戴冰石密告:有中共地下機關在某處活動，巡捕房幫辦譚紹良帶鮑君甫前去，將其中7人抓獲。鮑君甫強忍痛苦通知“特科”，使黨得以鏟除叛徒。又有一次，叛徒顧某正洽談出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立三，情報為鮑君甫介紹、埋伏到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地下黨員宋再生得知，顧某即被清除。

　　1929年初，叛徒陳慰年待價出賣黨內機密文件，鮑得知后，先用兩根金條穩住叛徒，隨后通知中央將其懲辦。當年8月，由于叛徒白鑫出賣同志，導致彭湃等著名共產黨人被捕。鮑查知后，仔細地探悉了白鑫的行蹤，得知他住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委范爭波家，乃借送行之名確認其出行時間，使“特科”在白鑫準備逃往意大利之前將其擊斃。當時鮑君甫還準備安排“特科”劫獄營救彭湃同志，可惜功敗垂成。這年11月，任弼時被捕，鮑君甫向巡捕房稱，任弼時是其手下，屬于誤捕，后將其釋放。

　　1930年，叛徒黃弟洪從蘇聯回國，本來安排他去江西蘇區，他竟致函蔣介石，意圖“歸順”，并企圖出賣他與周恩來的見面地址。鮑及時通知中央，黃即被清除。這年秋，中共山東省委某負責人到上海開會被捕，隨即叛變，警備司令部通知鮑前往會晤，鮑隨即報告陳賡，陳賡派劉鼎以楊登瀛所請專家身份前去拍照，證實此人身份后，將其懲辦。

　　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被巡捕房逮捕，并被搜去絕密文件。因巡捕不識中文，鮑君甫乘機請劉鼎假扮“中共文件專家”到巡捕房鑒定文件，將其中秘密文件替換送出。幾個月后，鮑君甫請律師出面將關向應保釋，關出獄后進入湘鄂西根據地。

　　1931年4月，中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旋即叛變。他熟知上海中共中央機關的最高機密，當然也知道包括鮑君甫在內的幾乎所有埋伏在國民黨內的中共地下工作者。顧叛變的電報從武漢發來后，首先由錢壯飛譯出，周恩來等領導人得以從容脫身，而鮑君甫隨即被捕，在獄中他還見到了同時被捕的陳賡。

　　在張道藩的斡旋下，1932年鮑被釋放。1934年國民黨令鮑擔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長。但鮑君甫再也不復當年的八面風雨。南京解放時，鮑君甫已經生活非常困頓，靠擺煙攤維持生活。

　　鮑君甫的最后時光

　　與安娥有淵源關系的“維一”先生在2003年透露，鮑君甫一家在上世紀50年代后，與安娥有過通信，這些信件讓我們得以大致地描繪出鮑的際遇。

　　1951年，應南京市人民法院院長鞠華的要求，陳賡將軍曾為鮑出過證明:“據我所知，鮑確系一九二七年起即與我黨發生關系，一九三一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聯系，在此期間對黨貢獻頗大，我被捕時曾在南京憲兵司令部與我同獄，此時表面上還好，以后任偽中央感化院院長，據說表現不好，其他詳情不知……”陳賡當時確實無法得知鮑君甫的實情，但一直牽掛著他。1952年11月，時任司法部副部長的陳養山證明:“鮑君甫在大革命后對我黨的保衛工作有很大的貢獻，而且救出了許多我黨負責同志……”信中說:“我與陳賡同志商量給鮑作些救濟，或想其他辦法幫助一下。”1956年3月，南京軍區派人送鮑去北京，鮑在北京見到了陳賡、陳養山、安娥等人。

　　北京之行后，鮑君甫與安娥有了通信。其中4月22日的信中寫道:“式沅同志:握別以來瞬已三周，我于四月二日晨安抵寧后即舊疾復發，現仍在時止時發，以至稽延奉書甚引為歉。這次在京蒙賡兄的多方安排，能和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處非筆能宣。回思昔日舊雨都能表見在時代尖端，能無愧煞！并承老友們的沖襟容納涵蓋多方至渥，蒙黨和政府的優遇，五內交縈，愧慚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贈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誼隆情何以為報？惟有決心黽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遠不遺，尺素時惠，即無任感禱之至，肅此略布謝忱并致敬禮。”

　　由于陳賡等人的關照，鮑君甫有了一定的收入，但生活仍感窘迫，1956年12月，鮑君甫曾向安娥求助冬衣。但安娥突發腦溢血，乃由其子田大畏先行給鮑家寄去30元以解燃眉之急。此后，安娥陸續給鮑家寄送生活用品，并特別給鮑君甫的小女寄去自行車一輛，深情厚誼，于此可見。鮑家與安娥直到1963年上半年還在時斷時續地通信，相信這對鮑君甫是莫大的安慰。但1963年12月，安娥的丈夫田漢受到嚴厲批判，此后兩家的命運可想而知。“文革”中，有人想通過鮑君甫整陳賡等人的“黑材料”，鮑君甫不予“配合”。1969年，鮑君甫去世。

　　鮑君甫妻譚秀珍，育有2子、4女，長子早夭，次子國良，長女瓊音，次女美云，三女雪波，小女小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