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書摘]誰是傳播《紅星照耀中國》第一人？

　　誰是傳播《紅星照耀中國》第一人？

　　文章摘自《回憶：喬冠華與龔澎》

　　作者：喬松都出版社：中華書局

　　本書簡介：作者以一個女兒的獨特視角和摯切情感，為讀者展示了喬冠華和龔澎的傳奇人生和三十年風雨同舟的動人情感。本書還首次披露了龔澎去世后，喬冠華晚年走過的滄桑，并講述了所謂喬家的“家變”，作為喬冠華的子女第一……[連載內容]

　　燕京大學有一批同情中國學生運動的外籍教師，他們對母親的成長和影響很深，如眾所周知的埃德加·斯諾，1933年至1935年他是新聞系擔任客座講師的外國記者之一。他的夫人海倫·福斯特·斯諾則在校內旁聽哲學與美學等課程。斯諾對待學生平易近人，他喜歡用啟發式教學，不久，很多學生都成了他的朋友。

　　福斯特·海倫是一個能干而熱情的人。斯諾在他的文中形容海倫“是位極不尋常的女人……她是一位希臘女神，走到哪里都受到人們的愛慕。她標致健康，一雙藍眼睛總是跳來跳去，是美貌與智慧罕見的結晶”。

　　母親很快結識了斯諾夫婦，大家經常在一起談天，交換對時局的看法。當時國民黨軍警不能隨便進入外國人的住所，因此，斯諾夫婦的家就成了相對的安全島，進步學生在這里可以看到外面看不到的“禁書”，比如史沫特萊寫的《中國紅軍在前進》等深受歡迎的書籍，還可以聽到來自國民黨統治區以外的聲音。

　　斯諾夫婦都不是共產主義者，但是他們痛恨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對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抱著深深的同情心，在最困難的日子里，他們一如既往地鼓勵和支持青年學生的抗日活動，并且時常為他們提供庇護。斯諾做專職記者后一直保持著和學生們的來往。那時，他家已從燕園附近搬到城里東便門附近的蘇州胡同盔甲廠13號，這是一座布置得古色古香的房子，此時與他們合住一個院子的瑞典人經常不在家，這為學生們的活動提供了很多方便。

　　1935年12月9日那天，斯諾夫婦邀來十幾名記者，其中有《芝加哥每日新聞》的弗蘭克·斯馬瑟斯、《美聯社》的吉米·懷特、《國際合眾社》的邁克·費希、《泰晤士報》的C·M·麥克唐納等著名記者。大清早外國記者們就在街頭等待著游行的隊伍，他們把一個個真實的場面攝入了鏡頭，并且當天就向國外發出了電訊。一周后的12月16日，斯諾再次參加了學生們的行動，他和《芝加哥每日新聞》的弗蘭克·斯馬瑟斯提前爬上了前門城樓，用特意購置的電影攝影機拍下了學生游行的生動場面。

　　和學生一起參加游行的外籍教師還有美國人夏仁德(RANDOLPHSAILER)，心理學教授，一個有聲望的學者。他25歲那一年來到燕大，前后在中國工作了27年。

　　“一二·九”那一天，夏仁德教授和游行隊伍一直走到西直門外。不久后，母親和學生會的骨干在他的家中向斯諾夫婦和史沫特萊等外國朋友介紹“一二·九”以后各校學生的情況。

　　夏教授非常有正義感也極富同情心，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反對一切壓迫，同情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爭，曾為很多困難的學生提供過慷慨的援助。抗戰期間，夏教授把進步學生藏在自己家里，躲過了日本憲兵隊的搜捕，在緊急的關頭，他甚至用自己的肩膀托起學生越墻出走，奔向解放區。

　　英國著名的地球物理教授賴樸吾，他后來徒步進入八路軍游擊區，1942年燕大在成都復校，他回校在理學院任代院長，積極支持中共領導的學生運動，著有《中國革命的經歷》一書。

　　還有經濟系英國教師林邁可，他于1939年與賴樸吾、趙明、肖在田等四人行程一千多英里，歷時三個多月，經北平西部的妙峰山徒步來到八路軍駐地，并在那里會見了朱德總司令。那次正是媽媽作為八路軍總部的秘書，為他們擔任了翻譯。非常幸運的是，這幅珍貴相片被保存了下來。

　　1937年3月的一天下午，母親和趙容聲、柯華、陳龍、王向立、朱邵、李執、鄭懷三、靳明等二十多名同學課后相聚在夏仁德教授家中的客廳里，大家聽了埃德加·斯諾介紹的陜北蘇區之行，并且首先看到即將問世的《REDSTAROVERCHINA》(《紅星照耀中國》)的英文打字原稿。

　　埃德加·斯諾在書中寫道：“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使本書所描寫的故事活著。”那些清新生動的文字和圖片立即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該書于1937年10月由倫敦戈蘭茨公司首次出版，很快傳遍全世界。1938年由董樂山在上海譯成中文以復社名義出版，為了適應當時的環境，中譯本書名改為《西行漫記》。此后斯諾夫人海倫再次采訪延安，撰寫了《紅色中國內幕》一書，中文版譯為《續西行漫記》。

　　斯諾夫婦向同學們展示了二百余張陜北照片，還為他們放映了在延安拍攝的小電影。由于長期以來國民黨對紅色根據地的封鎖，人們很難看到解放區的真實面貌。正如海倫·斯諾所說，在當時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任何其他的人無論走到天涯海角也休想在書刊上講出真話。

　　解放區究竟是怎樣的一片天地呢？在斯諾家的小小銀幕上，母親第一次看到了生氣勃勃的延安和兵強馬壯的紅軍，還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革命領袖神采奕奕的形象，她仿佛來到了一個充滿生命力的世界，呼吸到一縷清新的空氣。

　　會后，母親向斯諾夫婦借了《紅星照耀中國》的英文原稿，并利用業余時間翻譯打印了其中的精彩章節，開始在燕大同學中傳閱，而后在北平的各大中院校傳閱。可以說，她是第一個把《紅星照耀中國》部分章節翻譯成中文并在學生中傳播的人。在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刊出的一張照片中，我看到了母親和大姨，她們和參加學生運動的幾位同學站在一起，盡管打著傘，我還是認出了她們年輕的身影。

　　《紅星照耀中國》對幫助當時青年學生了解認識中國共產黨和它的卓越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起到了任何政治宣傳方式所無法替代的作用。在此前后，很多當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領袖都先后奔赴了延安，母親與斯諾的友誼也持續了一生。

　　埃德加·斯諾在《復始之旅》一書中寫道：“國民黨政府把大批最有才能最能干的青年男女驅趕到了中國最后的希望—紅旗之下，在他們當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博士所主持的燕京大學最優秀的基督徒學生。”

　　這一時期也是母親人生道路轉折的重要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