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已轉型，文學如何轉身？

    “那些被書店束之高閣的沒有炊煙、牛糞、蒿草、坑土味道的鄉村敘事，是否屬于中國的鄉土和鄉土的中國？我始終心存疑慮。寫作者與莊稼漢之間的鴻溝，注定了文學表達與農村現實之間的割裂。”天津作家秦嶺在其新作《皇糧鐘》的后記中如是寫道。
    “我在鄉村生長了20年。最近五六年閱讀鄉土題材的小說時，感覺非常厭倦。不是對小說的厭倦，而是覺得與心靈太遠。”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副教授梁鴻近年來一直做鄉土文學方面的課題，這兩年的寒暑假里，她在家鄉的村莊住下，感受，體驗，做調查，希望與鄉村現實更近一點，“為什么我做這件事？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不滿足文學與現實的關系。我一直想，當代鄉土文學的審美與現實之間，是不是有某種困境？作家與當代鄉村現實之間的距離到底有多遠？”在近日由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人民大學文藝思潮研究所、《當代作家評論》雜志社共同主辦的“鄉土中國現代化轉型與鄉土文學創作學術研討會”上，她提出這樣的疑問。
    在中國的文學版圖上，鄉土和鄉村無疑是個繞不過的話題。隨著現代化進程的逐漸深入，鄉土正在發生巨大轉變，這種轉變影響著社會方方面面，包括文學創作，一些作家和評論家們不約而同地開始對當下中國鄉土題材寫作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剖析和思考。
    鄉土文學，一個概念已然終結？
    “我在幾年前就有一個看法，可能會遭到置疑。我認為，從寫作對象來看，作為一個整體性的文學現象，中國的鄉土文學已經終結了。”在“鄉土中國現代化轉型與鄉土文學創作學術研討會”上，作家格非這樣說。
    “中國的傳統文學中沒有‘鄉土文學’的概念，我們有田園詩，古代的長篇小說基本是城市市民生活經驗，但沒有對農業文化居高臨下的觀察和判斷。‘鄉土文學’是現代性眼光和啟蒙主義價值觀的產物，從魯迅和文學研究會開始，他們以啟蒙主義的眼光打量中國，筆下的鄉土大多是破敗的，封閉的，鄉土的人物是愚昧和麻木的。上世紀30年代沈從文式的鄉土描寫，則把鄉土看作是精神的故鄉，理想的家園，創造了‘鄉土文學’的另外一種范型。再后來從左翼文學到延安文學，是‘鄉土文學’的革命書寫，這是截止上世紀70年代末，鄉土文學的三個主要類型。”評論家張清華這樣梳理鄉土文學的發展軌跡。
    而從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作家莫言的“紅高粱”系列為代表，鄉土文學的格局出現大變化:“鄉土文學的認識論基礎由社會學、階級論變成文化哲學和人類學。‘鄉土文學’變成了廣義的歷史文化或者農業經驗的一種書寫，傳統意義上的‘鄉土文學’也就終結。”張清華如此解釋他所理解的“終結”。
    他認為，“在魯迅的小說《風波》、《故鄉》里，不管是苦難還是理想，都是把鄉村作為單一的自足的景觀來書寫的。但現在的作品，通常是把鄉村文明放在與城市文明的對話中來書寫，鄉土經驗的完整性已經消失，支持鄉土文學的潛在性的完整的經驗體系已經被破壞。”
    但在梁鴻看來，只要鄉村存在，“鄉土文學”就不會消失。對中國作家而言，“鄉土”永遠是個無法回避的話題，“中國鄉村的任何一種變化，都會波及到城市，其實在全球化的語境中，中國一直是一個‘鄉土中國’，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都市，其實也只是鄉土背景中的都市。”河南作家李洱認為。雖然這“鄉土”確實已經與傳統意義上的“鄉土”相去甚遠。
     模糊的鄉土，退避的文學
    傳統的鄉土日益遠去，現代化轉型對鄉村的影響和改變，在今天看來也并不像上世紀80年代初期預想的那樣樂觀。“‘鄉土中國’及八億農民仍是最底層的存在，生存問題，身份問題，現代與傳統的沖突問題，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擠壓與不公正等等，以前所未有的矛盾、沖突方式存在，并影響著鄉村生活與傳統文化心理結構。更具體來說，‘現代化轉型’這一政治實踐在鄉土中國呈現出的是矛盾、糾結的態勢，是一個巨大問號式的存在。”梁鴻說。所以一提起鄉土，眾人不約而同地提到“破碎”、“消逝”等詞語。而隨著價值觀、消費觀與城市的趨同，傳統意義上的鄉土概念也日益模糊。
    這一轉變和復雜的存在給作家的寫作帶來巨大挑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大家都比較明朗，一定要走現代化道路。但現在，傳統與現代不再是簡單的單向度的關系，面對淪陷的鄉村，作家無法回答這么重大的問題。”“但這里恰恰有一個巨大的敘述空間，是文學可以大有作為的地方。可很多作家筆下仍然只是文化原型的鄉村，他們對現實的鄉村問題，持相對回避的態度。”梁鴻表示。
    回避的背后，是大多數作家對當下的鄉村沒有足夠的了解，“大多數作家在寫鄉村的時候，靠的是記憶、良知、想象和才華，但在書寫當代鄉村的時候，僅憑這些肯定是不夠的。跟這些同等重要的，是你對寫作對象的了解和理解。關于當代鄉村生活、鄉村變革的必要的知識應該進入我們的知識系統。這之后，你才可以發言。”李洱說。“但很多人寫農村，是為了寫自己的那點鄉愁，把農村當成與城市相對立的一種文化范疇來寫。他們對農民的心理不了解，對農村基層政權的運作模式不了解，對農村倫理關系出現的變化不了解。”鄉土題材作品的難以書寫，還在于其變得日益復雜和模糊的價值判斷，“用傳統文明反對現代文明，進行道德判斷比較容易。但今天，文化視野中的鄉村書寫變得猶疑含混，鄉村世界的倫理道德、文化秩序，還有生活方式、對大自然的記憶，都發生了深刻改變，這很難說是進步或者倒退，變革還是破壞。作家無力對今天中國的現實作出把握，無力在他的書寫中表達明確的立場。”張清華表示。
    “一些作家還是用簡單化的歷史觀去看待鄉村，沒有提供給讀者新的歷史視野和觀察，并沒有有效地揭示鄉土經驗，所以讀者會覺得這類題材的寫作乏善可陳。”梁鴻說。
    “我們的國家處在由鄉村為中心的社會結構，向城市為中心的社會結構轉換的過程之中，整個民族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作家有責任用寬闊的視野，深刻的歷史意識，去記述這一過程，但現在我們還是比較缺乏這種整體宏觀的把握。”張清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