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干部是“腐敗高危人群”嗎

　　從世界范圍看，干部隊伍年輕化是時代潮流。新陳代謝的道理不僅適用于生理，也適用于社會。在一般意義上，“老人”是社會的財富，但“老人政治”不可能擁有遠大的前途。沒有干部隊伍的年輕化，組織機構就不可能有活力，這是常識。

　　近些年，我國在干部隊伍年輕化方面取得不小成績。截至2007年底，全國機關干部中45歲以下的占71.5%，其中35歲以下的占30%。當然，這組數據蘊涵的信息，對于全面評估干部隊伍年輕化還不夠充分。比如，人們并不能從中看到領導階層的年齡結構，而高級干部隊伍的年輕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標志意義和實踐意義;又比如，這樣一支看上去已呈現年輕化的干部隊伍，在提高政治效能、改善政治生態、推進體制改革等方面所發揮的作用，至今仍未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

　　不能說一些地方為干部隊伍年輕化所作的努力是作秀，也不能說極少數吸引人們眼球的年輕干部只是一種點綴，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干部隊伍年輕化還遠未制度化，令這方面的工作呈現隨意性，同時也容易使公眾對干部隊伍年輕化方向產生疑慮。近年媒體經常報道年輕干部成為貪腐高危人群。年輕干部固然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但這種現象至多只能說明腐敗人群有年輕化趨勢，而不能證明年輕干部已成為腐敗高危人群。如果混淆這個概念，再加上集中暴露年輕干部作為年輕人所具有的共性弱點(比如資歷淺、經驗少)，就很容易使人們對年輕干部的整體形象產生信任危機。

　　年輕干部身上存在的問題，與干部隊伍年輕化方向，是兩個不同層面的事物。前者是后者在發展中的問題性表現，不能因為前者而對后者發生動搖。倘若考察現實體制環境和社會生態，我們甚至可以說，有些年輕干部的問題主要原因不在于他們自身。鄧小平說自己“二十幾歲就做大官了”，“不是也照樣干”?“二十幾歲就做大官”，當然也是一步一步干出來的，不是坐火箭升上來的，但擁有巨大潛能的人，若得不到機會，也只能懷才不遇。“二十幾歲就做大官”的人，也不可能老練得一點錯誤不犯，若沒有包容、扶持，就無所謂“照樣干”，結果是“行而不遠”。對年輕干部求全責備是一種偏見，以為不那么年輕的干部犯錯就少，同樣是一種偏見。

　　哈耶克說：“自由社會里，沒有人有義務去負責某人的才能要得到正確運用。”顯然，這是一種理想化情境。從現代行政意義上說，組織部門不應以“當代伯樂”為追求目標，而應以構建科學的、民主的工作機制為要務。年輕干部身上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可說是組織工作機制問題的折射與投影。

　　年齡與閱歷，的確存在一定的對應關系，但如果將二者對立起來，就有可能顧此失彼，淪于偏執。偏好于年齡優先者，主張“年齡是個寶”，在年齡上人為劃杠杠，搞“一刀切”，“癡長”一歲也不行;偏好于閱歷者，強調“臺階”的不可或缺性，主張“排排坐，吃果果”，年輕化就會淪為一句空話。其實，一個人的才干與經驗，不取決于自然年齡，而取決于社會實踐。因此，年齡與閱歷的沖突，可以也只能在社會實踐中得到調和與統一。從這個角度看，現實中對年輕干部的選拔任用，還存在不少偏差。

　　“一日三遷”之類的選任，只可作為“佳話”、作為特例，而不應視為通則。沒有規矩的特遷、簡任如果泛濫，只能敗壞用人風氣。“60后”、“70后”領導干部，文憑高，眼界寬，信息靈，知識新，交游廣，反應快，這些都是優勢。但一個干部能否勝任崗位，不取決他的一般知識，而取決于他在特殊環境和條件下形成的具體知識。從家門到校門再到機關門的所謂“三門干部”，如果不到基層接受鍛煉和考驗，他們的具體知識就不出這“三門”，即使升了上去，也難當大任。一個當過縣委書記的人，到市里去擔任主要領導職務，很可能勝任愉快;而一個在市里某部門擔任“一把手”的人去當縣委書記，情況卻可能相反。此外，在選任視野與專業化標準等方面，選任年輕干部也存在與一般性干部選任工作類似的問題。

　　干部隊伍年輕化不可逆轉，且應在規范化的軌道上快速推進。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說過，“領導層干部年輕化的目標，并不是三五年就能夠實現的，十五年內實現就很好了”;“哪一天中國出現一大批三四十歲的優秀的政治家、經濟管理家、軍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假如沒有時不我待的精神和自覺的歷史使命感，再過一個“十五年”，這樣的目標恐怕也只能是一種想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