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西方軍事戰略思想回顧

　　(一)熱戰時期(20世紀初——第二次世紀大戰結束)

　　本世紀上半葉，人類經歷了兩次規模空前的世界大戰，傷亡近億人，造成的財產損失難以億計。交戰雙方主要為爭奪殖民地、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而進行爭奪戰。西方各國為了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不斷發展軍事戰略思想和新式武器裝備，以適應戰爭發展的需要。隨著坦克、飛機、軍艦等新式武器裝備的大量使用，戰爭進行的速度和進程大大加快。戰爭形勢的發展需要新的軍事戰略理論與之相適應。于是軍事戰略理論家在總結戰爭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許多新的思想。

　　早在19世紀末，隨著資本主義市場在世界范圍內的形成，海洋的作用便受到人們的注意，特別是海洋的軍事價值引起了西方軍事家們的高度重視，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美國的馬漢。他把戰略研究引入到海戰方面，提出了“海權制勝論”。該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制海權，特別是在與國家利益和貿易有關的主要交通線上的制海權，是民族強盛和繁榮的純物質因素中的主要因素。”(注：《論資產階級軍事科學》，第98頁。)這一理論在誕生初期并沒有得到西方軍界的重視，只是在學術界引起轟動。直到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國家看到海上作戰對陸戰區的戰局和戰役產生的重大影響，才認識到“海權制勝論”對軍事思想的貢獻。一戰后，西方各國軍隊對海軍的重視空前高漲，尤其是英美等海上強國對馬漢的思想更是到了頂禮膜拜的地步，相繼出現了“航母制勝論”和“潛艇制勝論”等全新的海戰理論。可以說，馬漢促成并指導了美國海軍建設方針上的一場革命，為英國決定保持海上霸權提供了理論依據，也給德國發展海軍提供了理論支持。

　　1903年，美國的萊特兄弟成功地進行了一次“真正”的動力飛行，它標志著人類航空時代的到來。這一發明立即引起少數西方軍事家的高度重視，其中包括意大利的杜黑、美國的米切爾和英國的特倫查德，特別是杜黑從1909年就開始致力于建立和發展他的空軍戰略理論。他在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以銳敏的軍事眼光預見到飛機必將成為未來戰爭中的“主宰”，大膽地提出了“空權制勝論”。他認為：“掌握制空權就是勝利。沒有制空權，就注定要失敗，并接受戰勝者愿意強加的任何條件”。“制空權是贏得勝利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條件”(注：杜黑：《制空權》第19頁，第111頁。)。這一新的軍事戰略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了驗證并發揮了重要的戰略作用。

　　于本世紀初問世的坦克、裝甲戰車，則象飛機的問世一樣打開了西方戰略家的思想天窗。這些新式武器裝備使陸軍的軍事理論全面改觀，產生了以坦克為主體的機械化陸軍在航空兵的配合下，奪取戰爭優勢并取得勝利的一種新的軍事理論，這就是“機械化制勝論”。法國的戴高樂、德國的塞克特和古德里安等都是這一軍事戰略理論的熱心倡導者和鼓吹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一理論被西方各國軍隊充分運用。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1919-1938年)短暫的相對平靜時期，軍事戰略理論又有了較大的發展。最具代表性的理論之一是“總體戰”戰略思想。德國軍事家魯登道夫為德國準備進行新的侵略戰爭，于1935年在他的《總體戰》一書中，巧妙地把陸海空作戰理論有機地結合起來，大膽地提出了“總體戰”這一全新的軍事戰略思想。它的核心是動員全民力量參戰，全民力量包括：軍隊和民眾，精神和經濟。這一思想幾乎原封不動地被納粹德國的將軍們運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并成為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核心軍事理論。能夠與“總體戰”相提并論的還有“閃擊戰”理論，這一軍事理論既包括戰術層次，又包括戰略層次。這一理論是本世紀初由德國元帥史利芬在《對法戰爭》一書中最先提出，并被德國用來進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雖然這一軍事戰略思想在一戰中沒能發揮很大的作用，但德國的軍事理論家們沒有放棄這一戰略思想，古德里安等將領吸收了“空權制勝論”、“機械化制勝論”、“總體戰”等軍事戰略思想中的精華，形成了以裝甲戰車部隊在飛機和空降兵的協同下遠程奔襲敵后，實施高速進攻的新的戰爭戰略觀念，這一理論在第二次大戰初期為德國帶來了巨大的戰爭成果。

　　在熱戰時期，隨著戰爭的發展，特別是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問題日益復雜，牽涉到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和外交等多個方面，單靠武力手段往往很難解決國家之間的矛盾與沖突，需要綜合采取多種手段才能達到預期的政治目的，尤其是國家的大目標。在這種背景下，英國戰略理論家利德爾?哈特提出了“間接路線戰略” 思想。他主張運用智謀以小的代價獲得大的勝利。他認為：“在戰略上，最漫長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達到目的的最短途徑”。“最完美的戰略，也就是那種不必經過嚴重戰斗而能達到目的的戰略——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注：利德爾?哈特：《戰略論》第12頁，第453頁。)這一理論使西方軍事戰略思想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同時，他還提出了“大戰略”的概念，使“戰略”這個純軍事概念，拓展為涉及到多個領域內容的大概念。

　　此外，在熱戰時期，西方各國從維護本國利益出發，不得不與周邊國家或鄰國加強軍事交往，逐漸形成了系統的“聯盟戰略”思想。“聯盟戰略”思想的核心是強調聯盟的 “集體安全”。其實，聯盟戰略思想早就為西方歷代軍事家們廣泛運用，只是由于受科學技術水平的制約，各國間的軍事交往和聯盟受到了一定的制約，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聯盟戰略思想才真正得到較好的運用。可以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以德、奧、意等國形成的同盟國集團和以英、法、俄組成的協約國集團之間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勢力范圍、爭奪世界霸權而進行的第一次世界規模的戰爭，這是一次兩大軍事集團進行決戰的聯盟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則是一次歷史空前的兩大軍事集團之間的聯盟戰爭。

　　(二)冷戰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蘇聯解體)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各國鑒于兩次大戰的經驗教訓，感到有必要組織某種軍事同盟，以保證國家的安全。因此，戰后初期，西方國家繼續奉行聯盟戰略思想，建立起以美國、蘇聯為主導的兩大軍事聯盟體系，即北約和華約。這兩大組織各自的宗旨都是實行締約國的集體“防御”，任何締約國同他國發生戰爭時，其他成員國必須給予援助，包括使用武力。實際上，這時的兩大聯盟已不象熱戰時期那樣，只實行軍事聯盟，而是聯盟內部各國在經濟上互相支援，政治上互相協商，軍事上互相配合，此時聯盟已成為美、蘇爭奪世界霸權的工具。

　　在冷戰時期，西方國家最具有代表性的軍事戰略思想就是“核威懾”戰略理論。自核武器誕生以來，特別是二戰時美國對日本廣島、長崎實施的核打擊所產生的巨大軍事效果，使西方軍事家們充分認識到核武器的具大威力，認為核武器可以作為國家防務的重要支柱。此后各國競相發展核武器和核威懾戰略理論。在整個冷戰時期，西方的核威懾戰略思想集中反映在美國的核戰略理論中。冷戰期間，美國的核戰略(或北約的核戰略)大體經歷了5個階段。即：“遏制”戰略;“大規模報復”戰略;“靈活反應”戰略;“現實威懾”戰略和“新靈活反應”戰略。西方國家通過實施核威懾戰略，與蘇聯為首的華約進行了長期的核軍備競賽，大大地削減了蘇聯的經濟實力，以致最終達到了拖垮蘇聯的目的。

　　70年代后期，隨著微電子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和航天技術的飛速發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開始研制和開發太空武器，并與蘇聯開始了太空爭霸戰，為此提出了“高邊疆”軍事戰略思想。“高邊疆”戰略強調戰略防御，它是“保護美國威懾力量最完善的方法”。“高邊疆”戰略思想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美國里根政府提出的“戰略防御倡導 ”(英文縮寫SDI)，即著名的“星球大戰”計劃。1984年6月10日，美國從南太平洋的某個島嶼發射了一枚反導彈導彈，在160公里的高空成功地擊中了從加利福尼亞洲范登堡空軍基地發射的一枚多彈頭洲際彈道導彈的一個彈頭，從而拉開了“星球大戰”的序幕。美國為實施該計劃投入了350億美元，蘇聯為對抗這一計劃，也投入了數百億美元，嚴重地損傷了蘇聯的綜合國力。

　　(三)后冷戰時期(從蘇聯解體至今)

　　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標志著東西方40多年冷戰的正式結束。此時，西方軍事戰略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軍事戰略的手段還在，可敵對目標卻消失了。西方軍事戰略家們在認真分析冷戰后新的戰略環境后，認識到冷戰后時期最關鍵的問題是找出對西方國家的“國家利益”構成主要威脅的假設敵，并著手制定新的戰略方針。如美國在繼續奉行核威懾戰略的同時，對國家安全戰略進行了調整，并根據近期世界上沒有與美抗衡的強大對手，但世界非軍事威脅不斷增多的新形勢，于1992 年提出了“地區防務”戰略思想。克林頓上臺后，又提出了“靈活與選擇參與戰略”思想，接著于1997年又提出了“塑造—反應—準備”這一具有跨世紀意義的新軍事戰略思想。

　　此外，冷戰結束后西方國家還進一步發展了聯盟戰略理論。伴隨著蘇聯和華約的解體，中東歐出現了“力量真空”。原華約中的某些歐洲國家從各自國家的利益出發，逐漸向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靠攏，并提出加入北約的要求。北約中的西方軍事家們從國際戰略的高度出發，積極提出了北約東擴的戰略思想。這也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集團繼續冷戰思維，在歐洲擴大“冷戰勝利成果”的典型反映。另外，我們也要看到，冷戰后的西方國家，主要是法國和德國，也存在著對美國獨攬北約東擴大權和控制北約主導權的不滿情緒，要求在建立歐洲新秩序中有更大的發言權和同美國的平等地位，并正在著手制定有利于己的新的歐洲聯盟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