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中官吏犯贓的特征及其現代價值

來源：網絡資源 2009-08-28 17: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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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唐律中將貪污受賄歸為贓罪,立法嚴密,懲罰嚴厲,對有效預防和打擊貪贓腐敗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具有官吏之贓罪重于平民之贓罪、貪贓即懲、法網嚴密、寬嚴相濟等顯著特點，表現出較高的立法水平，至今仍具有明顯的現代價值，值得當代立法者學習、參考、借鑒。

　　關鍵詞：唐律;官吏;贓罪;貪污;賄賂;反腐敗

　　貪污賄賂，古已有之，是幾千年“官本位”、“權本位”社會的痼疾。貪官污吏的貪暴無度，常常會激化階級矛盾，進而危害到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國家的穩定，因此懲治官吏貪污賄賂犯罪成為歷代統治階級打擊的重點，并力圖從制定和完善立法上來加以保證。

　　在亂世中奪得天下的李氏父子，親身經歷了隋朝貪贓成風而導致政權短祚、各地皆群起而反抗的殘酷現實，因此從取得政權開始，就把預防和打擊官吏貪贓腐敗作為治吏的重中之重。作為我國歷代封建法典之集大成者《唐律》對貪污賄賂罪進行了嚴密而科學的規定。《唐律》在吸收、總結了前代懲治官吏貪污、受賄犯罪的立法經驗和成果的基礎上，首次將“贓罪”專門列出，后世各代的法律多有借鑒于此的，時至今日唐律贓罪仍有著顯著的現代價值。

　　一.唐律中對官吏犯贓的規定

　　“ 贓”是指非法獲得的財產，晉張斐在《晉律》注中說：“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唐律·名例律》中指出：“在律，‘正贓’唯有六色：強盜、竊盜、枉法、不枉法、受所監臨及坐贓。自外諸條，皆約此六贓為罪。”這六種贓罪中，除了強盜和盜竊外另外四種均是專門針對官吏經濟犯罪所設，主體均是官吏。另外，竊盜罪中的監臨主守自盜屬于貪污犯罪，其犯罪主體也是官吏。《唐律》中的官吏贓罪范圍很廣，大體上包括以下幾類犯罪。

　　1.貪污

　　貪污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行為。《唐律》中沒有直接使用貪污的罪名，而是規定了若干條罪名來約束官吏。

　　(1)監臨主守自盜。《賊盜律》第283條規定：“諸監臨主守自盜及盜所監臨財物，加凡盜二等，三十匹絞。”疏議：“假有左藏庫物，則太府卿、丞為監臨。左藏令、丞為監事，見守庫者為主守，而自盜庫物者，為‘監臨主守自盜’”監臨守主自盜及盜所監臨即是典型的貪污行為。

　　(2)驗畜產不實以贓入己。《廄庫律》第197條：“諸驗畜產不以實者，一笞四十，三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以故價有增減，贓重者，計所增減坐贓論;入己者，以盜論。”

　　(3)監臨主守以私財、奴婢貿易官物取利。《賊盜律》第290條：“諸以私財物、奴婢、畜產之類，貿易官物者，計其等準盜論。計所利以盜論。”疏議：“‘計所利以盜論’，謂以私物直絹一匹，貿易官物直絹兩匹，即一匹是等，合準盜論，監主之與凡人并杖六十;一匹是利，以盜論，凡人亦杖六十，有倍贓;若是監臨主守，加罪二等，合杖八十。”

　　(4)詐欺官私財物。《詐偽律》第373條：“諸詐欺官私財物者，準盜論。注：若監主詐取者，自從盜取。”疏議：“‘若監主詐取”，謂監臨主守詐取所監臨主守之物，自從盜法，加凡盜二等，有官者除名。”

　　(5)不應受供給而受供給。《雜律》第409條：“諸不應入驛而入驛者，笞四十。輒受供給者，杖一百;計贓重者，準盜論。雖應入驛，不合受供給而受者，罪亦如之。”

　　《唐律》對貪污性質的犯罪規定的相當繁雜，除以上列出種種外還有如貸所監臨財物、私役所監臨、私使丁夫雜匠等多條以權謀私等行為皆按貪污論處，在此不再一一列舉。

　　2.賄賂

　　《唐律》規定的“六贓”中，受財枉法、不枉法、受所監臨和坐贓四種罪名都屬于受賄罪。

　　(1)受財枉法、不枉法。受財枉法據《唐律疏議》中的解釋為“受有事人財而為曲法處斷者”;不枉法則是指“雖受有事人財，判斷不為曲法”。第138條規定：“諸監臨官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

　　(2)受所監臨財物。《職制律》第140條：“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財物者，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乞取者加一等;強取乞者，準枉法論。”受所監臨財物指的是“監臨之官，不因公事而受監臨內財物”

　　(3)坐贓罪是指監臨主守以外的官吏利用職務之便收取他人財物。第389條規定：“諸坐贓致罪者，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注：謂非監臨主司，而因事受財者。”

　　《唐律》規定的受賄行為除上述幾種外，還有如事后受財、出使受財、受人財為請求等，在此也不再贅述。

　　除了受賄外，《唐律》第137條專門規定了行賄罪：“諸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坐贓論;不枉法者，減二等。即同事共與者，首則并贓論，從者各依己分法。” 疏“議曰：有事之人，用財行求而得枉法者，坐贓論。‘不枉法者’，謂雖以財行求，官人不為曲判者，減坐贓二等。‘即同事共與者’，謂數人同犯一事，斂財共與，元謀斂者，并贓為首，仍倍論;其從而出財者，各依己分為從”。其規定對于行賄的處罰規則與受賄相同，均以贓值論罪，對枉法者的處罰要重于不枉法者。

　　二.唐代對官吏犯贓的懲治

　　唐律在中國法制史上，素以刑罰適中倍受盛贊。清朝律學家薛允升在其所著《唐明律合編》的序言中說唐律：“繁簡得其中，寬嚴亦俱得平，無可再有增減者矣。”其實，唐律中刑罰的所謂“仁”、“折衷”、“繁簡得中”、“寬嚴得平”，只不過是和其它封建刑律相比較而言。“蓋其刑罰體系杖不過二百，流不過三千，役不過四年，死刑不出絞斬，然就官吏貪賄而言，唐律繼承了歷代封建法律嚴懲貪贓的傳統，對官吏的貪賄行為規定了嚴厲的刑罰。”

　　1.官吏嚴重犯奪其一定特權

　　作為封建階級的法律，唐律不可避免的體現出對封建階級的優待，具體表現在“八議”和“官當”制度中。凡屬“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人，都相應享受“議、請、減、免、贖、當”的特權。但對犯“十惡”之類嚴重危及封建統治的犯罪者，不僅規定了嚴厲的刑罰，而且往往一定程度上剝奪其享有法律特權。官吏的嚴重犯贓行為也被納入這類犯罪中，官吏貪贓枉法在處理時，法律規定的對其他犯罪有效的減免刑罰的優待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被剝奪了。

　　(1)受財枉法不得請。《名例律》第9條規定：“諸皇太子妃大功以上親、應議者期以上親及孫、若官爵五品以上，犯死罪者，上請;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犯十惡，反逆緣坐，殺人，監守內奸、盜、略人、受財枉法者，不用此律。”也就是說，官吏五品以上犯罪應請者，犯有受財枉法、監守內盜等行為死罪不得上請皇帝赦免，流罪以下不得減免。即“死罪不合上請，流罪以下不合減罪”。

　　(2)受財枉法不得減。《名例律》第10條“七品以上之官(減章)”規定：應減者，“犯流罪以下，各得減一等”，但“請人不得減，此章亦不得減”。即官吏七品以上犯罪應減者，有第9條規定不得請的犯罪，如犯受財枉法、監守內盜之罪皆不得減。

　　(3)常赦所不免。唐代官吏犯贓特別是受財枉法，與十惡并列，為常赦所不原的嚴重犯罪。“《新格》53條是唐朝建立后頒布的第一部法律，明確規定官吏受賄不在赦免之列。唐代大赦令中對官吏受財枉法與監臨主守自盜一般不予赦免。”

　　2.計贓論罪

　　計贓論罪原則是自古刑法懲治贓罪重要的原則，是指按照犯罪(如盜竊犯罪)所得贓物的多少來確定刑罰重輕的一項司法原則，這一原則初見于秦。但到了唐朝，才予以明文規定，并且規定的最為完備，宋元明清歷代刑律都是沿用的唐律規定。

　　唐律中幾乎所有的贓罪都是以這一原則予以處罰的，如《唐律》第138條規定：“諸監臨官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當然，對贓罪的處罰僅僅計贓論罪有可能不足夠準確，特別是有些贓罪還會存在一些其他犯罪情節(如共犯、頻犯等)，因而唐律規定的計贓論罪原則僅僅是對贓罪的首要原則，而非唯一原則。對贓罪予以處罰除了計贓之外，有時還必須根據案件的具體特殊情形，結合其他處罰原則，而確定具體刑罰。

　　(1)共犯

　　第一、若非共謀受財，元受者并贓論，余各依己分法。根據《唐律》第136條“受人財為請求”條規定：“若官人以所受之財，分求余官，元受者并贓論，余各依己分法。”有官職的人，先接受財物，然后將財物分送給別的官吏為其請求的，則最初收受全部財物的人，依所受全部贓額論罪，而非共謀而分得財物的官吏，各依其所分得的贓數論罪。

　　第二、若共謀受財，各依己分為首從之法。根據第136條疏議所載：“其有共謀受財，分贓入己者，亦各依己分為首從之法”，即共謀受財，依各自分得的贓額多少來論罪。

　　(2)累犯及頻犯

　　《唐律疏議·名例律》第45條規定，“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等者，從一”，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余罪后發，其輕若等，勿論;重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充后數。即以贓致罪，頻犯者并累科;若罪法不等者，即以重贓并滿輕贓，各倍論”，“其一事分為二罪，罪法若等，則累論;罪法不等者，則以重法并滿輕法”，“累并不加重者，止從重。其應除、免、倍、沒、備償、罪止者，各盡本法”。唐律中將累犯、頻犯分為以上五種，這樣在計贓處罰上就更加明確、更加方便。

　　(3)平贓

　　平贓原則，是基于正確貫徹計贓論罪原

　　則的需要而制定的。因為贓物有錢財器物之分，贓值也因時因地而有不同。如果采用不同標準來計算贓值，就不可能正確貫徹計贓論罪的原則，甚至造成同罪異罰現象。為統一司法標準對贓罪正確定罪量刑，唐律《名例律》確立了一條“平贓原則”。《唐律疏議·名例律》第34條規定：“諸平贓者，皆據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估。平功、庸者，計一人一日為絹三尺，牛馬駝騾驢車亦同;其船及碾硙、邸店之類，亦依犯時賃直。庸、賃雖多，各不得過其本價。”將所有犯罪的贓物都按照犯罪所在地當時的上等絹來折價計算其數額。平贓原則的確立給贓罪的定罪量刑制定了統一的標準，為后世歷代所應用。

　　3.贓物須盡數追還及贓物沒官

　　唐律對贓罪除依法量刑外，還規定所得之贓物須盡數追還。官府之物，由官府收繳，私人之物，則歸還主人。《名例律》第33條規定：“諸以贓入罪，正贓見在者，還官、主;已費用者，死及流配勿征，余皆征之。”凡屬于根據律文規定應計贓論罪的行為，如果其所獲贓物仍然存在，沒有被費用的，官物應當還官，而私物則應還主。

　　另外根據第32條的規定：“諸彼此俱罪之贓及犯禁之物，則沒官。”疏“議曰：受財枉法、不枉法及受所監臨財物，并坐贓，依法：與財者亦各得罪。此名‘此俱罪之贓’，謂計贓為罪者”。以上幾種賄賂犯罪，與財者也有罪，與受財者形成必要共犯之彼此俱罪，其贓物應沒入國家所有。本條還規定，“會赦及降者，盜、詐、枉法猶征正贓。”即監臨主守自盜和受財枉法雖被赦免或減輕處罰，贓物仍沒官。

　　唐律除規定了要追回贓物外，還對追贓定有期限，納贓入府也限有時日，并且這一規定適用于所有贓罪。《斷獄律》總第493條規定：“諸應輸備、贖、沒、入之物，及欠負應征，違限不送者，一日笞十，五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疏議曰：“若應征官物者，準直：五十匹以上一百日;三十匹以上，五十日;二十匹以上，三十日;不滿二十匹以下，二十日。”后世歷代也多采用與之類似的追贓制度。

　　4.對特殊官吏加重處罰

　　唐律按權力和職責的不同將官吏區分為監臨官、主守官和一般官吏。《名例律》總第54條載到：“統攝案驗為監臨。”疏議：“統攝者，謂內外諸司長官統攝所部者。案驗，謂諸司判官判斷其事者是也。”監臨官就是各部門的長官或主管官吏。同一條規定：“躬親保典為主守，雖職非統典，臨時監主亦是。”疏議：“‘主守’，謂行案典吏，專主掌其事及守當倉庫、獄囚、雜物之類。”主守官就是專門負責掌管某一事務的官吏。另外，有些人雖然自己的本職不是對某項事務實行管轄與管理，但是臨時被差遣進行管轄與管理的，也屬“監臨主守”，此外，唐律第135條疏議曰：“勢要者，謂除監臨以外，但是官人，不限階品高下，唯據主司畏懼不敢乖違者，雖官卑亦同。”可見這種職位可能比主司官還低，但主司官員卻要聽其指使的官吏也是法律的重點監督對象。監臨官作為各部門的長官，握有實權，極易利用職權犯贓，危害極大;主守官吏雖然官職卑下，但專掌某事，責任同樣重大。因此《唐律》對于“監臨”和“主守”、“勢要”犯贓采取從重、從嚴懲處的原則。

　　其一，同罪異罰。根據《唐律》規定，同樣犯贓罪，對監臨和主守官的刑罰要比其他人重上許多。如《唐律》第136條規定：“諸受人財而為請求者，坐贓論加二等;監臨勢要，準枉法論。”疏議：“‘受人財而為請求者’，謂非監臨之官。‘坐贓論加二等’，即一尺以上笞四十，一匹加一等，罪止流二千五百里。‘監臨勢要，準枉法論’，即一尺以上杖一百，一匹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另外在《賊盜律》、《廄庫律》中也有類似監臨主守犯贓要加重處罰的規定。

　　其二，監臨主守犯監守內盜、受財枉法不得適用請、減特權。《唐律》第9條：“諸皇太子妃大功以上親、應議者期以上親及孫、若官爵五品以上，犯死罪者，上請;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犯十惡，反逆緣坐，殺人，監守內奸、盜、略人、受財枉法者，不用此律。”

　　其三，監臨主守于所部內犯盜、受財枉法必須除名，雖遇赦仍需免官。《唐律》第18條規定：“即監臨主守，于所監守內犯奸、盜、略人、若受財而枉法者，亦除名;獄成會赦者，免所居官。”

　　5.區分公罪和私罪

　　《唐律》將官吏犯罪區分為公罪和私罪兩大類，《名例律》第17條對公罪與私罪的概念做了界定，“公罪，謂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公罪就是官吏在履行職務過程中因過失所犯之瀆職罪，可“各加一年當”;“私罪，謂私自犯及對制詐不以實、受請枉法之類”據此可知，私罪分為兩種，一是與官吏職務活動無關的犯罪，即 “不緣公事，私自犯者”，屬于非瀆職罪;二是官吏在履行職務活動中因徇私舞弊而故意所犯之瀆職罪，包括制詐不以實和受請枉法等。《唐律》六種贓罪中，受財枉法、受所監臨、監臨主守自盜這三種贓罪都屬于私罪范疇。另外在坐贓罪中，非監臨官吏因事受財而枉法裁斷，也屬于私罪。因此，在總體上，《唐律》將官吏贓罪視為私罪。

　　官吏犯公罪者，大致上刑罰都比較輕，而且處罰上也有特例。如《名例律》第17條規定：“諸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若犯公罪者，各加一年當。”

　　6.家人受財，官吏有罪

　　為了防止官吏透過家屬迂回實施貪贓枉法的行為，同時為了嚴禁官吏家人倚勢取財，在《唐律》制定時特意加入了此項原則。《職制律》第146條規定：“諸監臨之官家人，于所部有受乞、借貸、役使、賣買有剩利之屬，各減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與同罪，不知情者各減家人罪五等。其在官非監臨及家人有犯者，各減監臨及監臨家人一等。”可見官吏家人于所部犯贓罪時，官吏不論知情與否都應受到制裁，知情者乃屬共犯，不知情者則有縱容之責。

　　總之，《唐律》中的官吏贓罪不僅范圍廣泛，而且對官吏贓罪的懲治也是十分嚴厲的。

　　三.唐律官吏贓罪的現代價值

　　唐律贓罪的確立是歷代立法經驗的歸結和理論化的結晶，在傳統法制中頗具地位。同時，唐律提出一整套贓罪適用原則，亦為后世開了先河。唐律對貪污賄賂罪之定罪量刑作了具體規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律對于官吏之收受饋贈、挾勢乞取，去官后收受舊屬饋送以及官吏家人之受財乞物等行為均作為受賄罪范疇而予以處罰，幾乎將受賄罪的所有形式都窮盡在內，在當時看來其立法的技術已經非常完善，甚至要比現代的刑法規定還要詳盡。

　　與《唐律》相類似，我國當代刑事立法也非常重視打擊貪污賄賂類犯罪，《刑法》規定了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賄罪、行賄罪等多種貪污賄賂類的犯罪。經過一次次的修訂，盡管已經比從前的規定有了很大的進步，但現實生活中官員貪污賄賂的現象仍屢見不鮮，立法技術仍顯滯后，法律漏洞依舊太多。在筆者看來，雖然《唐律》距今已經一千多年，但其中依然有不少的規定及原則值得我們當代立法者學習。

　　1.嚴密法網，放寬入罪條件

　　唐律的贓罪立法嚴密,使一切貪贓犯罪分子均無法律漏洞可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細化犯罪形式，二是降低入罪標準。

　　首先，相對于現行刑法的規定《唐律》對貪污受賄犯罪的規定比較嚴密，打擊的范圍也比較廣。根據現行刑法的規定，貪污賄賂犯罪成立的要件要包括“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和“為他人謀取利益”等條件，而根據《唐律》的相關規定，成立貪污受賄犯罪則不受上述條件的制約，只要接受財物就構成犯罪。甚至監臨官向其部屬或百姓借錢借物，或者接受部屬與百姓贈送的牛、豬等肉食以及瓜果、蔬菜之類都算做犯罪。雖然這些規定在如今看來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它確實避免了在實踐中難以區分賄賂與一般饋贈這一難題，沒有給法律留下任何漏洞,也不給貪官污吏留下任何逃脫法律制裁的機會。

　　其次，《唐律》規定官吏只要受財一尺以上即構成犯罪，而現行刑法則對成立貪污受賄犯罪設置了較高的數額標準。根據我國現行刑法的規定，成立貪污受賄犯罪所要求達到的財產數額一般在成立盜竊罪的5倍以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現行刑法對盜竊罪和貪污罪的規定：官員貪污2000元不為罪，公民盜竊2000元就犯罪。很多官員的首次收受財物都沒有達到受賄罪的入罪標準，但卻給這種不正之風開了個頭，從一個個蛀蟲成長為碩鼠。

　　2.官民平等，堅持從嚴治吏

　　《刑法》第四條規定：“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然而仔細研究法條和司法解釋就會發現，刑法中的某些規定卻不是那么平等。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規定，貪污罪的入罪標準是五千元，根據情節的輕重，處罰依次從有期徒刑兩年至有期徒刑十年或無期徒刑不等，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然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盜竊罪的入罪標準僅有五百元，或依各地不同的規定細則其入罪標準也僅僅是一千元到兩千元不等。而《唐律》則規定一般公民的盜竊罪及官吏的贓罪的起點均為一尺絹，且對官吏犯贓罪的懲罰要重于一般百姓，遍觀《唐律疏議》凡遇監臨主守犯贓的，多可見“加凡盜二等”等字樣。而不是像現行刑法體系中，一般公民犯罪的處罰要重于官吏貪污受賄。仍以貪污罪與盜竊罪比較，兩罪的從最高刑上來看，都是有期徒刑十年或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但二者達到可判處最高刑的金額卻存在巨大的差異，貪污罪的數額是十萬元，而盜竊數額達到三萬元即可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或無期徒刑。這中間的差異不僅僅是簡單的七萬元人民幣，而更在于一種對于憲法和法律原則的尊重，《唐律》在這一點上更能體現人人平等、從嚴治吏的思想。因此筆者認為，借鑒《唐律》的規定修改我國現行刑法中相關不合理的規定，降低成立貪污受賄犯罪的數額標準，使之不高于盜竊罪、詐騙罪等一般主體犯罪的入罪標準，加大對貪污賄

　　賂犯罪的打擊力度，從而體現從嚴治吏的寶貴思想。

　　3.細化規定，減少自由裁量

　　唐律中對犯罪數額及相應的處罰做出了非常細致的規定，受贓一尺處以何種刑罰，受贓一匹處以何種刑罰都是一目了然，同時對減、免、請、贖等特權各能減免何種處罰也做了嚴格的規定。而我國現行刑法中對犯罪情節的認定多采用一種模糊的手法，大多使用如“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等詞匯描述。相信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時候是基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各地的實際情況存在較大的差異，同時也是為了實現個案正義才將如此重要的自由裁量權交到了法官手中。但這種自由裁量卻帶來了很多問題，對犯罪數額認定的不統一很容易造成處罰上的巨大差異，僅就貪污罪受賄罪的處罰為例，僅有期徒刑的刑期就橫跨了1年至10年這樣長的時間范圍，很容易造成同樣的犯罪到了不同的法官手里處罰由輕有重，也容易在處理腐敗的同時又產生了新的司法腐敗。

　　在《唐律》中，貪污賄賂類的犯罪與“十惡”相同，“為常赦所不原 ”，甚至在適用官吏特權方面也受到限制，在處罰時嚴格按照《唐律疏議》的規定來懲治，不得隨意更改。根據現行刑法規定，有立功等表現的犯罪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或者適用緩刑，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確適用緩刑的若干規定》中規定了“犯罪行為使國家、集體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犯罪動機、手段等情節惡劣”等情況的不適用緩刑。然而我國目前打擊貪腐缺乏嚴厲性，寬恤、緩刑的比例太高太大。據統計，法院對職務犯罪案件免于刑事處罰，適應緩刑的比例從2001年51.38%遞增至2005年66.4%，尤其是瀆職侵權案件免刑緩刑比例從2001年的52.6%遞增至 2005年的82.83%。在現實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一些官員貪污受賄數額遠遠超過十萬元，情節十分嚴重的最終卻只判處以死緩甚至更輕的刑罰，如重慶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原主任唐文峰挪用公款2.18億，受賄982萬，致損失2462萬，最終只是被判處無期徒刑。筆者在此不禁詫異，難道受賄982萬元還不算“情節特別嚴重”?難道造成國有資產流失2462萬元還不算“使國家、集體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

　　目前，我國的貪污賄賂犯罪有愈演愈烈之勢，筆者從中國法院網了解到，僅2009年3月這一個月，全國查處審判的貪污受賄案件就多達61件，如果這種勢頭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后果將不堪設想。在這種形勢下，反腐敗成了當今熱度很高的一個問題。

　　在本文的寫作過程中，我國現行刑法又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修改，刑法修正案七中，“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以及“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利用該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原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實施前款行為的”也可構成犯罪，這可以說是現代刑法針對腐敗犯罪立法的水品又一次進步，將貪官污吏們可鉆的空子再一次縮小了，但在本法中卻沒有規定對該國家工作人員本人應如何處罰。盡管唐律中對于官吏家人犯贓官吏本人應當連坐的規定為現代法治所不取，但其的確在懲治和杜絕腐敗犯罪上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

　　筆者認為當今的立法者很有必要向古人學習，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借鑒《唐律》的相關規定，放寬貪污賄賂的入罪條件，降低成立貪污受賄犯罪的入罪標準，明確與細化刑罰和犯罪情節的比例關系，加大對貪官污吏的懲處力度。同時在監督與司法上也應作出適當調整，使整個刑法體系適應當前這種過渡性社會的現實情況，實現法治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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