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衡的發展：二十世紀的歷史與現代化

　　20世紀的歷史發展是不平衡的。從一開始，建立現代國家的努力就席卷了整個非西方世界。革命締造了許多現代民族國家，也造成了世界落后地區的巨大政治動蕩。與此同時，基本上完成了現代化的歐美國家在繁華的背后也隱藏著深刻的危機，這種源自民族對抗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兩次把全世界推入世界大戰的浩劫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為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點，西方現代化國家開始在修補資本主義和修正民族國家兩個方向上進行調整，而諸多非西方地區則開始了大規�，F代化的進程，“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20世紀的不平衡發展還伴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激烈對抗。歸根結底，現代化及其引發的不平衡發展是近現代歷史主要的沖突來源，這也預示著未來世界將會在更加尖銳的不平衡中向前發展。

　　(一)

　　20世紀開始的時候，世界上正在打兩場戰爭，一場在亞洲東部：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另一場在非洲南部：英國人征服了荷蘭人的后裔。兩場戰爭都說明：工業文明正攜帶著不可抗拒的力量沖向全球，任何人想要抵擋它都是不可能的。古老的帝國會在它面前坍塌，歐洲的農墾殖民者也會在它面前退讓。英國似乎是工業文明的體現者，其龐大帝國已經達到了頂峰。歐洲這時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各大洲似乎都衰落了。但不久后另一場戰爭卻使整個世界為之震動：在日俄戰爭中，亞洲的日本人打敗了歐洲的俄國人!于是人們發現：問題不在于是歐洲還是亞洲，是黃種人還是白種人;問題在于要不要現代化。事實上，這時一切民族都在作最后的選擇：是維護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和古老的文明，還是變革?而“現代化”其實是不容選擇的。20世紀就這樣開始了它的進程。

　　為追求現代化，革命的浪潮滾滾而來，它首先在俄國發生，接著又席卷亞洲，然后掠過南美，最后沖進了非洲。在革命中，舊的制度被推翻，新的民族站起來，新民族的目標是實行現代化，為此則需要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現代化是以民族國家為載體的，古老的國家框架不足以應付新的世界局面，歐洲的成功說明了這一點。于是，建立現代國家的努力就席卷了整個非西方世界，革命與民族解放戰爭則是創造新國家的手段。兩種手段又經常是交織在一起的——推翻舊制度、擺脫殖民統治，造就了20世紀世界落后地區的巨大政治動蕩。由此，我們看到革命與戰爭的狂飆掃蕩了亞非拉：中國、土耳其、伊朗、墨西哥、埃及、伊拉克、古巴、越南、阿爾及利亞、埃塞俄比亞……世界廣泛地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落后國家為擺脫被宰割的命運而做出最后的努力，其結果，是亞非拉國家普遍走上了現代化之路。20世紀是個輝煌的世紀，它標志著亞非拉重新走上世界舞臺。

　　但戰爭和革命是需要代價的，不到萬不得已，人們不輕易發動革命;而一旦革命發生，其社會代價就會十分巨大。進而，革命雖說可以打碎舊世界，但未見得一定都能創造新世界，革命勝利后的道路會更長、更曲折。20世紀對亞非拉來說又是個苦難的世紀，亞非拉國家經受了太多的痛苦。

　　但不管怎么說，革命造就了許多新生的民族，締造了許多現代民族國家�，F代民族國家是現代化的載體，只有在民族國家的保護下，才可能真正開始現代化。20世紀，非西方國家發生了那么多的政治動蕩，其真實的含義就在這里。相比之下，沒有經過革命的國家雖然慶幸自己避開了震蕩，但它仍舊躲避不了鑄造民族國家的陣痛。像印度那樣完全用非暴力和平主義鑄造民族的國家后來依然經歷了千辛萬苦。不發達國家要想實行現代化，就首先要創造出適合現代化的政治條件。20世紀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

　　(二)

　　相比之下，在20世紀開始時，歐美正歌舞升平。這里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區，也是現代化的策源地，當世界其他地區還在為要不要接受現代化而痛苦地抉擇時，西歐北美已基本上完成了現代化。19世紀它們經歷了工業革命，現在則以高人一等的姿態雄居世界。它們的經濟發展勢如破竹，政治民主化也接近尾聲，像德國這類國家雖說落后了一步，但現代國家的原則也已不可逆轉。社會多元化已成定型，各種社會組織如政黨、教會、文化團體都已步入規范軌道，民眾運動如罷工、學潮等已變成體制內的事，不再對社會的基礎造成傷害，相反，它們還可能對社會起一種修補的作用。相比于政治和經濟領域而言，社會發展略遜一籌，尤其在社會平等方面問題嚴重。但新世紀開始時，歐美已呈現出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它們是后發展國家有意無意中模仿的榜樣。

　　但歐美的繁華背后也隱藏著深刻的危機，這危機深藏在自身的現代化形態中。第一個危機來自民族對抗，來自于民族國家這種國家結構。民族國家曾經是歐美現代化的基礎，沒有民族國家，現代化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啟動。但民族國家又都是利己的，這就為對抗埋下了隱患。極端民族主義將造成戰爭，國家間的戰爭又都規模巨大，產生的破壞力也特別強。20世紀開始時，兩個對立的國家集團已經劍拔弩張;到1914年，終于把全世界都拉進戰爭。這是第一次“世界的”大戰，也是20世紀第一次大劫，幾千萬人在戰爭中喪命，大量財富被毀滅。看起來，經過好幾百年的演進，民族國家在歐美已面臨一個新局面：當現代化正在接近尾聲時，作為現代化載體的現代民族國家，是不是也已經走進了死胡同?

　　第二個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這個制度在歐美已經有幾百年歷史了，它是歐美現代化的執行方式，歐美國家現代化就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現代化。但到20世紀初，資本主義制度卻已千瘡百孔，它不僅阻礙著經濟的發展，使經濟危機頻頻發生;而且造成社會的畸形狀態，不平等現象極為嚴重。不久后，連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也不能正常維持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轟然爆發：1929年，紐約股市一瀉千里，世界經濟瞬刻坍塌，歐美各國在經濟崩潰的打擊下苦苦掙扎，政治怪胎則在德、意、日等國形成，邪惡勢力甚囂塵上，一時間似乎就要吞沒全球。資本主義制度對此似乎是一籌莫展，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則在危機中打響。世界再一次被推向浩劫，更多的生命被摧殘，更多的財富被毀滅。到這時，民族對抗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都達到了極點，現代社會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究變成了歷史的轉折點：戰爭轉變成“人民的戰爭”，人民戰勝了強權，正義戰勝了邪惡。這次大戰和上一次不同，善和惡的陣營都壁壘分明。戰爭中人們開始思考：既然人民贏得了戰爭，那么戰后的社會又應當怎樣?西歐北美似乎已經走到了一個時代的盡頭，假如它能夠從這場劫難中幸存下來，那么下一步應當怎樣走?

　　蘇聯就是在這些危機中走上世界舞臺的。1917年，俄國爆發社會主義革命，隨即又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在一戰后的20多年中它快速發展，迅速完成了工業化;在二戰中它又以高昂的姿態和頑強的戰斗力抵擋住納粹德國的攻勢，為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蘇聯的成就顯示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它促使許多人思考：現代化的非資本主義方式是否更合適?

　　這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世界現代化出現了新的格局。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道奇妙的分水嶺：對西方國家來說，它似乎意味著現代化的結束;對世界其他地區來說，它似乎又是現代化的開始。

　　西方現代化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其優勢與弊端都已經十分清楚。二戰后人們企圖修補這個社會，修補在兩個方向上進行，一是修補資本主義，二是修正民族國家。兩個方向上都需要對幾百年的歷史進行反思，于是一方面出現了“現代化理論”，另一方面又出現了“后現代主義”。

　　修補資本主義有兩重含義，一是資本所有權方面的“人民化”，二是社會制度方面的“福利化”。資本“人民化”不是公有制，而是千百萬普通民眾購買股票，成為掌握小股份的“人民資本家”。無數“人民資本家”加在一起仍抵不上幾個真正的資本家，但股權關系的變化確實使“有產”和“無產”間的對立變得模糊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每一個人似乎都成了“有產者”。于是，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兩極社會逐漸變形，中間集團膨脹，形成一個中間大、兩頭小的紡錘型社會。社會學家說，這是一種最穩定的社會結構，而資本主義國家進入這樣一個社會結構也確實達到了相對穩定的程度。在社會“福利化”方面，國家介入分配過程，使財富的巨大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縮小，同時又為最廣大的國民拉開了一張安全網，使其基本生存得到保障。這張安全網其實在任何社會都是需要的，只不過資本主義社會到20世紀才認識到這一點，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才全面推行。以上兩方面的修補都意味著對私有制的觸犯，但私有制的實質并沒有改變。由于有這些修補，西方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變得相對平等，財富的分配也相對合理，大多數人都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資本主義自身似乎經歷了“現代”化。然而當資本主義被“現代”化之后，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它是否在走向“后現代”?

　　當然，“后現代”是否會出現、它會是什么?這也許要過一兩個世紀才能看明白。

　　在修補資本主義的同時，西方也企圖修正民族國家。兩次世界大戰使人們認識到民族主義有偏狹性，民族國家這種形態也不完美。民族國家出現時，它是為現代化提供有形的載體;但是當現代化完成之后，民族國家又應該發揮什么作用?人們一再看到：國家在戰爭中扮演重要角色，這種“國際間的無政府主義”使戰爭的危險性不可避免，因為在國家間不存在仲裁機制。正是出于這種認識，20世紀出現了兩次建立世界性組織的努力，國聯和聯合國就是其成果。但兩次努力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原因是它們試圖把全世界都放在同一個標準下。但世界的發展卻是不平衡的，統一的仲裁標準到現在仍然建立不起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歐出現了新的趨勢，即在地區范圍內實行“一體化”，在發達國家間建立超國家機制。修正的方向是企圖“超越”民族國家，表現的方式是西歐“一體化”。但一體化并不是消滅民族國家，而是在民族國家之上和之下的層面上對它進行“越位”，從而對它的主心骨——國家主權——實行分解。但是當民族國家被“超越”后，另一個問題也隨之出現：如果說現代化的載體——民族國家已經被超越，那么西歐是否在超越“現代化”?

　　然而，這種超越又是非常困難的，歐盟在最近幾年中遭遇的種種挫折，包括歐盟憲法的失敗與“東擴”所造成的目標扭曲，都為歐盟最終的走向打上了新問號。

　　(四)

　　現在我們再次回到非西方世界。當西方出現離開“現代”的跡象時，世界其他地方則正在走向現代化，就許多非西方地區而言，現代化才剛剛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此提供了契機。

　　大戰中民族解放的思想廣為傳播，正是在民族自決的基礎上，戰爭才發動了世界人民，共同戰勝了法西斯。戰后，民族獨立的浪潮洶涌澎湃，持續了幾百年之久的殖民主義體系迅速瓦解，一大批新興國家涌現出來，現代化由此而具備了世界的性質。如果說迄至此時，現代化主要在西歐北美展開，世界其他地區還只是受到沖擊，在現代化的潮流中處于被動地位;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這些地區全面實行現代化的條件才算成熟了。全球性的現代化浪潮是在二戰以后出現的，“全球化”由此才具備了真正的意義——并且只有到這個時候，才能說整個世界開始融為一體了。

　　然而正因為有“全球化”，才會凸顯“多樣性”，“多樣性”和“全球化”彼此不可分離。首先，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差距太大，發達國家已經離開現代化了，不發達國家卻在努力走進現代化，這樣就造成判斷與措施方面的巨大反差。比如說，對不發達國家來說，它們費了很大的勁才從發達國家那里學習到：民族國家是現代化的法寶，因此組建和維護民族國家成為其基本國策。然而正當它們打算運用這個法寶去推進自己的現代化時，發達國家卻在“超越”民族國家，把民族國家說成是某種意義上的障礙了!如此巨大的反差造成了尖銳的沖突，世紀末出現的許多事例說明了這一點，世界的多樣性也就這樣體現出來。發展階段的不同決定了觀念的不同和目標、手段的不同，人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復雜的世界上。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它們首先考慮的是發展;對發達國家來說，發展的副作用則是最迫切的問題。

　　其次，不發達國家自身也呈現出極大的多樣性，每一個地區甚至每一個國家都有其特色。亞洲最大的問題是擺脫傳統束縛，讓古老的文明去適應現代化內容。亞洲在20世紀經歷了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動蕩，但是到20世紀末，亞洲現代化也取得最大的成功。拉美的問題是獨立戰爭遺留的，獨立迄今近200年，它們仍然在為獨立戰爭沒有解決的問題償付債款;不過，它仍然能實行“低度發展”。非洲的問題是殖民主義造成的，但更嚴重的是部族主義在當代的蔓延，非洲多數地區仍然在構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現代化路途漫漫。中東則深陷在各種利益的爭斗中，利益沖突使沖突各方都無力自拔;但同時，中東的人們又把自己糾纏在要 “現代”、還是“前現代”、或是某種特定文化意義上的獨特“現代”的無窮無盡的爭論中，從而一再錯過追求現代化的較好機遇。縱觀全球，人們似乎可以看出：不發達與不發達之間的不平衡，也許比發達和不發達之間的不平衡更加難以解決。

　　最后，20世紀又標志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激烈對抗，這在此世紀中的大多數時間都是這樣。1917年，一種非西方的發展模式首先在俄國出現，它力圖用社會主義的方式實行現代化。社會主義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種適合的發展方式，它產生強大的凝聚力，用國家的力量直接推動現代化。20世紀上半葉，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成功，這鼓舞了許多民族。當時，資本主義正面臨最大的危機，社會主義則發揮著最大的吸引力。二戰后，有不少國家選擇了社會主義，形成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但“社會主義”很快就多樣化了，社會主義陣營也發生分歧。當資本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開始修補自己時，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問題也提上議事日程：“社會主義”原來也是需要完善的，只不過人們過了很長時間才意識到這一點。到世紀末，問題變得越發明顯：蘇聯模式消失，中國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20世紀的發展是不平衡的，20世紀的歷史說明了這一點。不平衡是世界現代化進程的主要特征之一，從“現代化”開始之日起，不平衡就是書寫世界歷史的主要作者。就目前情況而言，我們可以預期將來的更尖銳的不平衡，因為全世界都被現代化席卷了，而現存的差異又十分驚人。現代化及其引發的不平衡發展是近現代歷史主要的沖突來源，這是一個歷史事實。如何在新世紀面對這個問題，確實需要人們去認真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