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的失敗與專制之痛

　　“大革命結束了!”

　　1799年12月15日，拿破侖當選為法蘭西第一共和國臨時執政府首席執行官，他在宣布新憲法時說：“大革命是按發動革命時的那些原則確定的，現在革命結束了。”大革命真的結束了嗎?或者說，發動革命時的那些原則真的得到確定了嗎?

　　顧準在《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一文中卻問到：“羅伯斯庇爾不死，而且徹底勝利了以后怎樣?也許，答案是羅伯斯庇爾自己會變成拿破侖，不過這個拿破侖也許不會稱帝，不會打算建立一個世襲的皇朝，也許，區別只不過是這一點點，這種區別在現代看來，無關重要。”

　　顯然，拿破侖比羅伯斯庇爾走的更遠，他不僅稱帝，而且建立了一個世襲皇朝;不僅成為法蘭西的一個時代，也成為歐洲的一個時代——由此，我們不得不再問一次：大革命真的結束了嗎?

　　對于任何一個運動“如果只考慮到它的思想意識，而不考慮到它的擁護者的氣質和社會狀況的話，就不能看出它的深度。”法國歷史學家喬治·勒費弗勒在其上下卷《拿破侖時代》這部史學界公認的史學名著里，所要揭示的正是這個問題。

　　拿破侖作為法國大革命政治遺產的繼承者，面對全歐洲封建勢力的圍剿和法國國內保皇分子仇視這樣的社會環境，他捍衛了大革命的成果，鞏固了大革命的成就，而他本人也野心勃勃、私欲膨脹，這是他的氣質。正是這樣的社會環境和追隨者的氣質，使大革命最終為共和國締造了一個皇帝：拿破侖·波拿巴。他出現，使大革命的歷史變得極其復雜和富有內涵。如果我們試圖對法國大革命做出全面而深刻的思考，就不能僅局限于大革命本身，更在于它的繼承。

　　1769 年8月15日，拿破侖誕生于法屬科西嘉島一個沒落貴族家庭，他性格頑劣、爭強好勝、沉默寡言，10歲時便被父親送往法國東部布里埃納的軍校，以期得到管教，可他在學校里繼續發揮著兇悍的性格，既打敗了比他大的同學又使他更加冷漠和孤獨。5年后，拿破侖以優異成績被保送巴黎軍校深造，不久卻因父親病故中斷學業而入伍從戎。1785年10月，他成為一名炮兵少尉。

　　1785年到1789年7月，正是法國大革命的前夜，年輕而無所事事的拿破侖孤守青燈，徹夜長讀，“正是在這一時期，拿破侖開始接觸伏爾泰、盧梭等啟蒙思想家的著作”，并成為啟蒙運動的信徒，可他對啟蒙運動先驅們的信仰又顯得非常異類，1800年8月，他在盧梭墓前說：“未來的事態將會表明，假如盧梭和我壓根兒都沒有在世間活過，也許會對世界的安寧更有好處”。是的，“拿破侖”這個名字注定了世界不得安寧。

　　在1793年12月的土倫戰役中拿破侖一舉成名，很快被提升為炮兵準將。不過，還沒等到拿破侖大顯身手，卻因雅各賓派身份受到羅伯斯庇爾的連累，被排斥在法國政權的主流之外。

　　革命道路從來都不是平坦的，王黨分子也從來沒有甘心過失敗，在王黨分子的反攻倒算面前，曾經嚴厲制裁過羅伯斯庇爾的熱月黨人顯得手忙腳亂。歷史的奇特在于，從大革命的方向上看，雅各賓派與熱月黨人都是“革命陣營”里的“革命戰友”，可羅伯斯庇爾在剪除異己的時候沒有絲毫的心慈手軟，熱月黨在清算羅伯斯庇爾時也同樣毫不留情，當面對大革命的真正敵人，卻顯得那樣無所適從、驚慌失措。

　　然而，法蘭西畢竟還有個比羅伯斯庇爾更加羅伯斯庇爾的拿破侖!革命遭遇危難之際，熱月黨想起了被冷落多時的拿破侖，并向他發出邀請。此時，拯救大革命的成果，成為共和國、也成為拿破侖的頭等大事。年僅26歲的炮兵準將出手果然不凡，很快用他擅長的大炮平定了“葡月事件”，也轟開了他的輝煌歷程。此后，拿破侖以卓越的軍事天才為自己贏得了巨大聲譽，也維系了孱弱的督政府，他在法蘭西的地位扶搖直上，聲望如日中天。

　　1799年夏末，眼看無能的督政府就要丟失了意大利，正在遠征埃及的拿破侖得到這個消息，他以極其敏銳的政治嗅覺，察覺到這是一個重大轉折的時機，決定立刻返回法國。軍人出身的拿破侖與律師出身的羅伯斯庇爾就是不一樣，當他發現這個督政府已經不能擔當領導法國的重任、也沒有能力繼承大革命遺產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承擔起了拯救法國的使命，在回到巴黎不久，便發動了歷史上著名的“霧月政變 ”，這一天是1799年的11月9日，法蘭西紀元的霧月十八日。他在五百人院門口架起的槍炮迫使共和國的議員們屈服了。于是，他成立了一個臨時執政府，并攫取了法蘭西第一執政的地位。

　　說到“霧月政變”就不能不提西哀耶斯。正是這位法國大革命元老慫恿拿破侖政變并竭力推薦他為第一執政，西哀耶斯實指望控制拿破侖，未曾想，卻反被拿破侖拿捏得俯首帖耳。西哀耶斯既是政治家，又是理論家，他以《論特權》、《第三等級是什么?》等四本薄薄的、被尊稱為第三等級“教材”的小冊子，便鼓動起了第三等級的革命熱情。他鼓動了法國大革命又策劃了革命的結束。

　　“霧月政變”一個月后，拿破侖正式就任法國臨時執政府第一執政，并宣告法國大革命結束了。

　　法國大革命的結束并不意味著自由與平等已成為人民手中的公器，也不意味著法蘭西從此建立了現代民主制度，而是意味著拿破侖專制的剛剛開始。拿破侖上臺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新憲法，以便為非法的政變手段尋找合法的根據：“這部共和八年憲法，倉促拼湊在一起的有九十五條，除了夜間不得搜查民宅以外，并無一處提到公民權利。”人們“從全部憲法中所能看到的，就是個波拿巴”。在拿破侖看來，憲法的重要性只在于必須體現拿破侖意志并由拿破侖來頒布。那位竭力鼓動拿破侖造反的西哀耶斯呢?盡管他是《網球場宣言》、《人權和公民權宣言》起草人，也參加了這部憲法草案的擬訂，可宣布時已被拿破侖修改的面目全非，所有關于平等和制衡的原則都成為拿破侖專權的附屬產物，西哀耶斯不僅被排除在三個執政以外，拿破侖還把他趕進了元老院。面對拿破侖，不僅西哀耶斯，整個法國都束手無策了。后來的歷史又狠狠地惡心了西哀耶斯一回，當皇帝拿破侖為貴族頒發聯合勛章時，貴族的隊伍里竟然站著六十多歲的、曾經嚴厲反對貴族政治的西哀耶斯。“ 以毒攻毒”的藥方拿破侖使用的得心應手。

　　新憲法以3011107贊成票對1562反對票的絕對高票得到通過。投票只是個過場，重要的只是權力。法國大革命的果實出現了逆轉。

　　法國歷史學家米涅說：“推翻了舊政府并徹底摧毀了舊社會的法國革命有兩個明確的目的：一個是自由的政體，一個是比較完善的社會制度。”但我們沒有看見自由的政體，更沒有看見比較完善的社會制度，我們所看見的只有拿破侖的獨裁統治。大革命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

　　拿破侖畢竟繼承的是大革命的遺產而不是波旁王朝的遺產，他是以資產階級代言人的面目出現的，他上臺以后進行了有利于和平的宗教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刺激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尤其重要的是他親自參與了《法國民法典》的制定，成為世界上第一部反映資產階級革命成果的民法典，因此又被稱為《拿破侖法典》。 “他在其生命的最后歲月曾回憶到：‘我真正的光榮并非打了40次勝仗，滑鐵盧之戰抹去了關于這一切勝利的記憶。但是有一樣東西是不會被人忘卻的，它將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可是，資產階級法權正是建立在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批判基礎之上的，波旁王朝的教訓拿破侖壓根沒有吸取，否則，他就沒有滑鐵盧!

　　拿破侖以強有力的專制手段推動著法蘭西的前進，并隨著他在歐洲戰場的節節勝利全面加速了自己的獨裁統治。

　　1802年5月，他利用自己的聲望要求法國舉行全體公民投票，同意自己為終身執政。8月，法國人便熱情地滿足了他的要求。于是，在共和體制下出現了一位獨裁者，這昭示了共和的失敗，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名存實亡了。

　　大革命開始以后的法國人突然地變得健忘起來。恐怖時期，他們就忘記了曾經所許愿的人道主義精神，現在，他們連大革命的動機也忘的一干二凈。接著，當拿破侖以“法國人民的安寧與幸福”的名義再次提出建立波拿巴世襲王朝的時候，整個法蘭西沉默了，法國人民被徹底馴服了。

　　1804年12月2日是個極富歷史性和戲劇性的日子。在巴黎圣母院，拿破侖迎來了自己加冕的時刻。當年事已高的羅馬教皇庇護七世顫巍巍地準備把皇冠戴到拿破侖頭上時，令人驚訝的一幕發生了：拿破侖一把奪過教皇手中的皇冠給自己戴上，并且宣誓要忠于自由和平等。自由?平等?真不知道誰見過專制體制下自由和平等的。

　　一夜之間，法蘭西第一共和國變成了法蘭西第一帝國。

　　一位美國學者說拿破侖有一種專橫暴力的人格：“他貪得無厭地追求同胞們對他的自我做出尊崇的姿態，他對自然界的客觀變化過程或美的環境都沒有持久的興趣。”確實，拿破侖從來都自詡為不一般的人，禮儀和道德對他都不適用，他用自己的驚人之舉向全體法國人表明，這個皇冠不是法國人民的賦予，也不是什么神授，是他憑自己對法國的貢獻得到的。他把全體法國人民對他的信任、對法蘭西前途和命運的關切綁架到個人意志的戰車上。帝國擴張、專制統治和貴族政治卷土重來。自此，拿破侖已不再為法蘭西而戰，他個人的事業與法蘭西的事業已經截然分開，拿破侖依然是拿破侖，但法蘭西卻不再是共和國。短短15年的時間，法國又回到了原來的起點上。正如1801年7月15日在教務專約簽訂儀式后，拿破侖手下一位叫戴爾馬的將軍所指出的一樣：“這是一次無聊的宣教儀式;只不過少了一百萬人參加，這一百萬犧牲性命去推翻的，就是您今天所恢復的東西。”而他登基時另一位叫奧熱羅的軍官說的更絕：“典禮盛況空前，萬事俱備，唯缺五十萬人拼死將這一切結束!”

　　一百萬人性命的犧牲，換來的是一個新的帝制，然后再打算用五十萬人的生命去推翻它，這就是拿破侖為大革命帶來的后果。浪漫法國人，在拿破侖時代卻懷著濃重的英雄悲情。

　　《拿破侖時代》這部煌煌巨著在一開始就寫到：“受到各方面攻擊的法國人，首先從自己的思想上倒退了。他們蔑視那些仍處于‘奴隸’地位的外國人，而以自己是一個‘偉大的民族’，而自高自大起來。共和國在轉向對外征服的時候，利用這種感情來激發自豪感和自利心;然而，這種感情同時也就開始背離革命的理想主義，從而失去了它的純潔性。拿破侖從一開始就喜歡這種大大有利于他準備執掌政權的演變。”大革命的勝利制造了法蘭西的狂妄，也制造了拿破侖的專制。法國人忘乎所以了。

　　必須承認，大革命后的法國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是很惡劣的，反法聯盟的長期存在、王黨分子內外勾結的瘋狂反撲、各政治派別的明爭暗斗，都需要有一個像拿破侖這樣的政治強人來捍衛大革命的成果，在保衛法蘭西的利益上他居功至偉，不論如何形容他的偉大并不過分。問題在于，在巨大的民族利益面前是否就一定可以同時摻雜著巨大的個人利益?當個人利益超出民族利益的時候，對民族會造成怎樣的后果?不論是如何的政治強人或民族英雄，都不能把自身的利益凌駕于民族利益之上，更不能以民族利益為借口來要挾這個民族。如果真的視自己為“民族英雄”，那么就請把人民從自己的戰車上釋放。恰恰，這是所有專制統治者都不愿意面對的。拿破侖稱帝之后，其個人野心膨脹到了極點，對整個法蘭西不再是種福祉而是一種禍害了。

　　當拿破侖取得1805 年12月2日“三皇會戰”的勝利、1807年末粉碎了第四次反法聯盟之后，他的權力、聲望連同他的帝國都鼎盛到了極點，他不僅是法蘭西帝國的皇帝，幾乎是整個歐洲的皇帝了——他的悲劇帷幕也由此拉開。在他的專制統治下，拿破侖越來越像“路易們”了，從野心上他很像強權的路易十四，走上了帝國式的道路;而統治術上則更像不得人心的路易十五。在他的專制政府里，二流人物和舊制度下的官吏愈來愈多地充斥了各個職位;貴族的地位也逐漸恢復到了波旁王朝時期;拿破侖把自己打扮的更像一個貴族，不僅開始使用“圣名”，還休掉了皇后約瑟芬，娶了奧地利公主為妻，這位公主不是別人，正是路易十六王后的侄女，于是，他就成了死去的路易十六的“侄女婿”;他甚至想制訂一份全帝國的“個人表現和德行統計資料”以控制法蘭西的思想;瘋人院里關押著詩人德索蓋斯和醫生富爾，因為詩人 “贊美”了拿破侖是一條偉大的變色龍，而醫生則在拿破侖登基時高呼“不自由，毋寧死”;秘密警察在各種公共場合鬼鬼祟祟地探聽著什么;拿破侖對法律的態度是“想把那用來反對政府的律師舌頭割下來”;早在1800年，拿破侖就把全法國的報紙由當時的73家壓縮為9家，但拿破侖仍然不滿意，他叫囂希望那些訴諸輿論的印刷品“必須印刷的很少”，而且還要“越少越好”……在他的身上，我們看見了所有專制帝王的共同惡習，不論這種專制來自封建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或者是其他什么主義，任何人、任何政權只要染上了專制病，其癥狀大抵是一樣的。

　　直接導致拿破侖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大陸封鎖政策的失敗和戰場上的失利，在這兩點上都集中地體現了專制體制的僵化和專制統治者的剛愎自用。

　　大陸封鎖政策是一個幾乎遭到所有經濟學家反對的政策，卻在拿破侖的幻想中化為現實。他“沒有充分估計到英國資本主義的牢固基礎，也不了解它的現代化結構 ”，卻企圖將此作為戰爭的機器。英國一個叫伊韋爾努瓦的御用政論家在《大陸封鎖的效果》一書中寫道：“你們的封鎖頂不了什么事!你們的巧安排真是了不起，你們一心要把人家餓死，人家卻吃得脹破了肚皮。”雖然文字讀起來十分粗俗和輕佻，聽起來也十分滑稽，但卻道出了實情。本來大陸封鎖主要針對的是英國，英國卻得到了多得多的意外好處。而法國不僅沒有從這一政策中得到決定性的利益，反而把歐洲諸國拖的疲憊不堪，激起各個被占領國的強烈反抗。從1808年5月開始，連綿6年不絕的西班牙人起義，是拿破侖的專制統治開始動搖的標志。

　　作為一個杰出的、偉大的軍事家的拿破侖，對什么時候可以進行戰爭、將如何進行戰爭、進行怎樣的戰爭準備，他應該是了如指掌的。可是，專制卻會使人迷失心智、使人能夠在所有的問題上變得極其顢頇和昏聵。窮兵黷武的拿破侖這時什么都忘記了，將戰爭、不斷地戰爭作為維持其帝國統治的法寶，許許多多法蘭西優秀青年的血流淌在帝國擴張的沙場上。當他于1812年發動俄羅斯戰役的時候，注定了他崩潰的到來。俄羅斯戰役沒有取得預想的勝利，反使第六次反法同盟順利建立，隨后于1813年的萊比錫會戰中拿破侖再度戰敗，戰火終于燒向了法國本土。已經被無休止的戰爭拖的筋疲力盡的法國人，終于對拿破侖感到了厭煩，1814年4月1日，他們成立了新的臨時政府;3日，元老院和立法院聯名宣布廢黜拿破侖;6日，拿破侖在楓丹白露宣布退位。他苦心經營的法蘭西帝國大廈在短短的幾天里就轟然倒塌了。帝國的滅亡，不比羅伯斯庇爾的上斷頭臺的速度慢多少，在這一點上，他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盡管其后“百日王朝”的回光返照、滑鐵盧之戰留下了英雄的悲壯，卻已經是落日的挽歌。拿破侖的失敗是他自己的選擇。

　　托克維爾曾經說過，法國大革命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喬治·勒費弗爾在《拿破侖時代》中體現出了驚人的一致性：“法國革命轉向建立起獨裁統治決不是一個偶然事件;一種內在需要驅使它這樣做，而且，這也不是第一次。這場革命終于導致一名將軍的獨裁統治，這也不是個偶然事件。”與英國哲學家培根建立的經驗主義哲學不同的是，法國的笛卡爾建立了唯理主義的哲學體系，而“必然性”正是唯理主義哲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它映照著法蘭西的歷史和生活。

　　真正使拿破侖感到英雄氣短的是他退位后，接替他登上王位的是一個封號叫普羅旺斯伯爵的人。這個人早在“霧月政變”后不久就兩次寫信給拿破侖，建議兩人聯手恢復波旁王朝，并許以許多利誘，直到快一年后的1800年9月7日，拿破侖才給他回信。信中拿破侖寫到：“您不應再抱回到法國的希望，您如回來，必須踩過十萬具尸骸。請為法國的幸福和安寧著想而犧牲自己的私利，歷史會給您記上這一筆賬。”現在，登上拿破侖王位的正是這個普羅旺斯伯爵——他就是路易十六的弟弟 ——路易·斯塔尼斯拉·格扎維爾，他自稱“路易十八”。盡管后來的歷史學家認為他繼承的是拿破侖而不是路易十六的王位，但，當我們不得不重新面對“波旁王朝”時，同樣也不得不回憶起法國大革命的目的、不得不回想起拿破侖那擲地有聲的回答——而現在，一切都顯得是那樣可悲。

　　路易十八沒有給法國“幸福和安寧”，拿破侖也沒有。

　　拿破侖作為法國大革命的政治繼承人，他的稱帝對大革命無疑是莫大諷刺，然而歷史更加無情，波旁王朝的復辟給了拿破侖一記響亮的耳光。專制，給法國大革命、給拿破侖留下了永久的痛。

　　一切企圖將人類命運、社會命運、國家命運以及個人命運寄托于專制的人，都請站在“歷史”這面鏡子面前，并且摸摸自己的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