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十大冤案

　　從比干剖心到清朝文字獄，中國歷史上的冤獄何其多。羅織罪名，鍛煉冤獄，酷刑逼供，陷害忠良，歷朝歷代，薪火相傳，是一門學問，也是一種傳統。雖然并非是什麼好的傳統，可是流行了幾千年，總該有一部專著冤獄史，記錄其事。不過，單是看古代名目繁多的各種刑法及五花八門的刑具，記錄下來，已是洋洋大觀。若是要著一部完全的冤獄史，怕是比蜀道還要難。所以，我先揀其最精彩的部分，從中評選出最著名的十大冤獄。

　　以下便是我所評選出的中國歷史十大冤獄。

　　第一案，名為浮尸案。

　　中國歷史上最為剛烈的大丈夫當數伍子胥。

　　楚平王要殺伍奢，又擔心他兩個兒子回來報仇，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哥哥伍尚說，父親召我，若求生不往，為天下恥笑。弟弟伍員說，俱死無益，不如奔他國，借力雪恥。伍奢與伍尚俱被殺，伍員四處逃亡。

　　民間對伍子胥多有好感和同情，因此有了“伍子胥過韶關，一夜白了頭”的傳說。

　　伍子胥后來逃到吳國，他胸中始終回蕩一股憤懣之氣。

　　與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相比，吳國是個默默無聞的小國，《戰國策》的作者甚至不屑于提到他。

　　伍子胥來到吳國，掀開了吳國歷史最輝煌的一頁，一個弱國，因為一個人的到來而振興。

　　吳王闔廬，重用伍子胥，國家日趨富強。“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楚國是七國中綜合國力強盛的大國，吳楚交兵，吳兵攻入楚國國都，幾乎滅了楚國，這是楚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葉。吳國向南制服了越國，向北伐齊，大敗齊兵，威震天下。

　　吳國攻破楚國國都，伍子胥掘開楚平王的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倒行逆施”，完全不顧君臣父子之倫理，毅然逃亡，歷盡艱險，最終掘墓鞭尸，報仇雪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吳國的輝煌，僅是曇花一現。闔廬的兒子夫差當政后，重用奸臣伯否，疏遠伍子胥。其時越王句踐正在臥薪嘗膽，一心滅吳，吳國亡在旦夕。伍子胥敏銳地感覺到即將發生的亡國之禍，數次進諫，“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后必悔之。”夫差不聽，偏信奸臣伯否的讒言，竟然賜刀令伍子胥自剄。

　　剛烈的伍子胥，刎頸之前，對其舍人說，把我的眼睛挖出來懸在吳東門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經此門滅吳的。

　　夫差得知此話大怒，令人用馬革裹伍子胥之尸，浮尸江上。

　　臥薪嘗膽的句踐果然滅了吳國。夫差臨死時“掩其面”說：“吾無面以見子胥也”。

　　吳國人可憐伍子胥之剛烈，為他立祠於太湖邊的一個山上，命此山為胥山。

　　一個人的到來可以興國，一個人之死可以亡國，這就是伍子胥的故事。

　　直言賈禍，真話說不得，犯顏極諫，龍顏就要大怒，要殺頭。幾千年來，一直都是這樣。還是伯否這樣的人好，花言巧語，哄得君王高興，有多少榮華富貴。人為什麼不追求榮華富貴而要自尋死路?中國的歷史上，伯否這類人，如荒原上的野草，葳葳蕤蕤，十分繁茂。偶爾也會生出一個伍子胥一樣的人，說話行事總是愛惹麻煩，大家都不喜歡。這種不管不顧的人，總是難得長命。惟其如此，這樣的人越來越少，而像伯否一類的人越來越多。

　　第 二案，名為“兔死狗烹案”

　　我以為天下第一智者當數范蠡。

　　人皆以為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我以為諸葛之智與范蠡之智相比，略見遜色。

　　一篇“出師表”，千年傳頌。諸葛丞相的忠信與睿智，世代相傳。但諸葛一生也有幾處敗筆。一是痛失荊州，接著又有“火燒連營”，打了兩個大敗仗，死了關羽和劉備，難道丞相一點責任也沒有?二是兵出岐山，耗費多少人力和財貨，一無所獲，豈是智者所為?最主要的是，諸葛亮不能像曹操那樣，在自己身邊聚集大量人才，這是蜀國很快敗亡的主要原因。“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終于沒能成功。

　　但范蠡卻成功了。

　　越王句踐臥薪嘗膽的故事為人們所熟知。弱小的越國要想打敗強大的吳國，沒有這種非凡的、艱苦卓絕的精神是不行的。但僅有這樣的精神還不夠，還需要大智慧。非凡的精神更兼非凡的智慧，句踐與范蠡、文種，君臣戮力同心，成就了大事業。

　　勿以成敗論英雄，歷史上成功的不知幾多。

　　范蠡的非凡之處不僅在于它的成功，它的更高人之處在于他成功之后所說的一段話。

　　越國滅了吳國，范蠡隨即離開了越國，并給文種寫了一封信說：“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

　　執迷不悟的文種不肯離開越國。越王賜文種一劍，說：“你教我滅吳七種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種就滅了吳國，你那里還有四種，把他帶到先王那里去吧。”文種只好自殺。

　　“ 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患難易共，富貴難同。”我將其稱為范氏定律。范氏定律歷千年而不衰。患難的時候，大家齊心合力，互相扶持。一旦有了一點蠅頭小利，立刻就會撕破臉面。尤其是帝王，最是自私，因為江山是搶奪來的，所以心心念念要護著他，怕被別個搶去，越是身邊的功臣越是危險，一律要趕盡殺絕。古今多少英雄，來去匆匆，有誰能打破范氏定律?范氏定律的過人之處在于他對人性的深刻的理解。

　　范蠡的智慧，尚不止于此。離開越國后，來到齊國，苦耕於海邊，居然“致產數十萬”。將這些財產分與眾鄉鄰，又到陶地經商，成為巨富，天下稱陶朱公。舊時談論致富生財，都推稱陶朱公。

　　善始而善終，天下有幾個人比得了陶朱公?

　　善始而惡終，可憐文種。

　　一到登上寶座便大開殺戒，你看那個放牛出身的朱元璋，把身邊的功臣殺個精光。歷代多少功臣，得了功名，丟了腦袋。

　　所以我說范蠡是古今第一智者。

　　第三案，名為“車裂案”。

　　中國歷史上曾有過許多次“變法革新”，最成功的要數“商鞅變法”。

　　“戊戍變法”是失敗了，他使我們中國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富國強兵的歷史機遇。究其失敗的原因，是保守派的勢力過于強大。在這個保守的國度，要變更祖宗之法，談何容易。

　　但商鞅卻成功了。

　　商鞅成功，因為它不僅有超人的膽略，還有超人的政治智慧。

　　一開始，他就作了一件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懸賞五金，募一人將一根木頭從國都南門搬到北門，“民怪之，莫敢徙”。于是將賞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人做到了，立刻兌付了賞金。

　　“民怪之”，是因為政府缺乏公信力。商鞅用這樣一個小故事確立了他“言必信，行必果”的形象。

　　于是推行新政。在各種政令中有一條頗有意思，“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就是說不準吃“大鍋飯”。這一條出自于對人的本性的認識。可惜的是我們今天一些地方仍在吃大鍋飯，難道我們今天的智慧比不上兩千年前的商鞅?

　　新法很難執行，因為大家都反對。碰到太子犯了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太歲頭上動土，商鞅之膽略可見。“明日，秦人皆趨令”。

　　我們今天的改革，碰到最大的難題是“執行難”。法令如果不能執行，就是一張廢紙。“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如果我們今天也有一個鐵面無私的商鞅，改革或許會順利得多。

　　正因為有了這個大智大勇的商鞅，“行之十年，秦民大說”，變法最終取得成功。

　　商鞅變法之前，“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雍州位于陜西西部，所處環境，十分偏僻、閉塞。被中原各國視為戎狄。“諸侯卑秦”。變法之后，秦一躍成為西部之強國，諸侯懼之，稱為“虎狼之國”。到后來，秦始皇掃滅六國，完成統一大業。若論統一大業，商鞅變法應是第一功，因為他為秦國以后的富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商鞅后來的結局十分悲慘，秦孝公死后，他四處逃亡，走投無路，終被秦惠王捉住，受了車裂之刑。

　　歷來的改革者，少有好結果。戰國時的吳起，漢代的桑弘羊，唐代的王叔文、柳宗元、劉禹錫，宋代的王安石，清代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都不得好下場。西方人喜歡標新立異，花樣翻新，所以不斷地有新東西發明出來。我們中國人尊崇老的，喜歡舊的，凡是祖宗傳下來的東西，都是極為珍貴的，若有標新立異，一律視作異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這是東西方觀念的差異。再者，千年大樹，盤根錯節，既得利益者，各據要津，要把他們挪動挪動，無異于要他們的命。改革者與既得利益者最終是魚死網破。

　　第四案，名為“聰明誤”。

　　世上什麼最有力量?當然是權，蒯大富說，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最大的權是皇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其次有力量的是錢，老百姓說，有錢使得鬼推磨。現在的說法是，“利益驅動”。

　　還有一種力量，可以獨立于權錢之外，那就是“勢”。

　　有關“勢”的研究和學說，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的韓非子那里。韓非子說，“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

　　什麼人最“善任勢”?文革中，最令我感慨的是毛主席對“勢”的運用。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大師。

　　先是倡階級斗爭，醞釀發酵;接著發小紅書，添火升溫;十余次接見紅衛兵，乘風鼓浪。接下來我看到的是，巨浪滔天，排山倒海，橫掃千軍，勢不可擋。我那時深切體會到那種“勢”的巨大威力。那麼多當權派，曾經大權在握，多麼顯赫，竟毫無抵擋之力，任滔天巨浪，一瀉千里，無所不摧。文革是一場奪權斗爭，自下面蓄“ 勢”、起“勢”、發“勢”，奪上面之權。權之力敗於“勢”之力。

　　“勢”為何有力?因為他聚集了大量的能量。文革之“勢”，聚集了六億人的能量，所以無堅不摧。

　　冷戰時期的“核威懾”，也可說是一種對“勢”的運用。何謂“威懾”?用中國話說就是“引弓不發”。箭在弦上，拽滿了，鋒鏑直指你眉心，卻又不發，你會感覺到一種威脅，一種攝人之力。強大的核武庫，可以將地球毀滅數次，聚集了大量的能量，因而具有某種攝人之“勢”，用這種“勢”來制敵，是為“核威懾”。

　　現在的網絡，也有力量。孫志剛事件，孫大午事件，劉涌事件，都曾顯示網絡的力量。網絡既無權，也無錢，力量源於何處?源於“勢”。七千網民聚集的能量，成為“勢”，一股“勢”力，“勢”不可見，但可以感覺到。

　　國語中有關“勢”的詞很多。權勢、威勢、氣勢、勢力、造勢、火勢、水勢、風勢、勢能、勢焰、勢必、泰山壓頂之勢、勢不可當、大勢所趨、因勢利導、蓄勢待發、人多勢眾、勢均力敵、兵無常勢等等。細細考究這些詞，可以從中體味“勢”為何物。

　　韓非子將“勢”與法、術并列為王者經世治國必諳之道。在其《難勢》等篇章中對“任勢”之理作了精辟的闡述。

　　近人有郭沫若的《十批判書》也曾論及韓非子之“勢”。

　　春秋戰國，諸子蜂起，百家爭鳴，是我國歷史文化最為輝煌壯觀的一個時期。韓非子是其中一朵奇葩。細讀韓非子，你會為他氣勢之磅礴，視野之開闊，立論之縝密，引喻之精博而嘆服。

　　秦始皇讀了韓非子之書，說：“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也!”

　　韓非子到了秦國，李斯自以為不如韓非子，向秦王進了讒言，將韓非子害死獄中。

　　一個人為自己的聰敏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我們中國，心懷嫉妒的小人何其多，那些聰敏人，他們腦袋中的聰敏對腦袋自身具有極大的殺傷力。外國人嫉妒別人比他強，會奮起而追之。我們中國人嫉妒的時候，非常的陰毒，往往是含沙射影，暗下殺手。所以我們的圣人說，惟婦人與小人為難養也。這提醒我們，為人處世，一定要謹防身邊的小人。當然，那些大人(權貴)也不可不防，因為越是有權勢的人越是猜忌多。

　　難怪，聰敏的板橋先生說，難得糊涂;林彪說，勿建言。

　　第五案，名為“無兵造反案”。

　　漢代韓信之死，最令人同情。

　　楚漢相爭，劉邦與項羽對陣，常吃敗仗，劉邦可說是“常敗將軍”。

　　高祖二年，劉邦率五十余萬人伐楚，至彭城。項羽率三萬精兵擊漢軍，大破之，漢兵死者十余萬人。劉邦帶著數十人倉皇逃遁，一路上幾次要將女兒推下車。這一仗，劉邦的父親和皇后也被項羽捉去。高祖三年，劉邦被項羽包圍在滎陽，彈盡糧絕，將軍紀信假扮高祖模樣詐降，劉邦率數十騎狼狽而逃。劉邦收兵守成皋，又被項羽包圍，復遁，逃入韓信軍中，收韓信之軍。高祖四年，劉邦在廣武被項羽伏弩射中胸部，假意摸著腳說，射中我指頭了。逢羽必敗，我斷定劉邦患有嚴重的“恐羽癥 ”。

　　多虧有韓信在。漢軍出陳倉，就是“用韓信之計”。以后井陘之戰，充分顯示了韓信的謀略和軍事指揮天才。收趙定齊，韓信立了大功。殺死龍且，斬斷項羽臂膀。劉邦幾次大敗，末了從韓信那里收精兵，方能再戰。

　　高祖五年，楚漢決戰垓下。開始韓信、彭越不到，劉邦大敗，“深塹而守之”。后來用了張良的妙計，愿與韓信、彭越“共天下”，把兩人哄了來。垓下之戰，據《史記》記載，“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整個戰役，全由韓信指揮。垓下之戰實乃韓信之戰。

　　剛剛葬了項羽，劉邦就“馳入齊王壁，奪其軍。”突如其來，奪了韓信的兵權。好一個“共天下”，原是如此。

　　司馬遷在寫韓信傳的時候，用了很大一段文字描寫蒯通勸韓信自立為王：楚、漢相爭三年，在京、索之間相持不下，兵疲民困，劉邦與項羽雙方都無力“息天下之禍 ”。唯有韓信接連打勝仗，兵強馬壯，且“據強齊，從燕、趙”，正好“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這一段文字，十分精彩，恰似諸葛亮《隆中對》的最早版本。這一段文字以后又被司馬光引用。何以司馬遷要用大段文字記這件事?我猜太史公對韓信暗存同情之心。

　　蒯通又引了“兔死狗烹”，文種被害的故事告誡韓信，但韓信深信劉邦，執迷不悟。

　　結果韓信沒有逃脫“兔死狗烹”的結局。

　　都說韓信是死於呂后和蕭何之手，“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我對此十分懷疑。

　　猜忌—削權—殺頭，是功臣枉死的三部曲。韓信功高，有奇謀，善用兵，劉邦豈能容他。韓信之后，彭越、瓊布也為劉邦所害。聰明的張良，深知“兔死狗烹”之理，托言辟谷，跑到深山里去避禍。辟谷原是聰明人用自殘的方式以達避禍之目的的方法，后人不知就里，引張良的例子學而習之，自殘其身，實在是謬以千里。可以說，韓信被殺是必然的。

　　謀殺韓信，劉邦不在現場，但他可以用囑言或錦囊的方式，把這件事做的巧妙一些。在許多罪案中，主謀不親自出面是常有的事。

　　說韓信謀反，不但奇怪，也不合邏輯。作齊王時，實力強大，蒯通一勸再勸，堅決不反;當了楚王，仍有一定實力，也不反;只待一個兵都沒有的時候才反。無兵造反，自取滅亡，韓信莫非有病?況且，韓信與陳豨的對話，應是兩個人之間的密謀，泄漏出去，定有殺身之禍。卻紀錄于史書之中，而且繪聲繪色。

　　那是一個精心編造的謊言。

　　如果要編一本中國的《帝王術》，一定要有一章，如何用謊言鍛煉冤獄。經見過多少冤假錯案，離奇的造假手法令人嘆為觀止。我們中國的這種技巧，乃是一種國術，不斷流傳，發揚光大，至臻完美。

　　臨死，韓信才覺悟，“吾悔不用蒯通之計”。這個天才的軍事家，原來是個呆子。

　　第六案，名為“憂憤悲歌”案。

　　北宋朝廷著名的抗戰派領袖李綱，死時年僅五十七歲，有人說是活活氣死的。

　　一生坎坷，就像綁在井繩上的水桶，一忽兒上，一忽兒下，上上下下何其多也。

　　政和二年中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權貴”，被遷為起居郎。生性剛直，容易得罪人，初入仕途就遭當頭一棒。

　　宣和元年，上書力陳國事，“朝廷惡其言”，被貶到南劍州沙縣當一個監稅小官。脾氣不改，又得罪人，再給一棒。

　　宣和七年，被任命太常少卿。金兵南下，宋徽宗膽怯。李綱“刺臂血上書”，請徽宗禪位太子。如此大膽，實在少見。

　　欽宗即位。靖康元年，金兵過黃河，局勢危機，徽宗南逃，欽宗也想跟著跑。滿朝文武，個個畏敵如虎。太宰白時中等主張棄城而去。李綱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主張堅守抗戰，并且臨危請命：“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愿以死報!”欽宗為其感動，任命李綱為尚書右丞。李綱甫上任，下令，主張棄城逃跑者一律處死。李綱厲兵秣馬，調配軍隊，修整軍械。金兵攻城不下，只好退兵。這就是著名的“李綱守東京”的故事。

　　李綱運籌帷幄，準備大舉反擊。有姚平仲急于邀功，受了小挫，宰相李邦彥乘機中傷李綱，欽宗罷了李綱的官。消息傳開，京城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為李綱請命。欽宗無奈，命李綱復為尚書右丞，重負守城之責。

　　不久，以“專主戰議，喪師費時”之罪，貶為亳州明道宮提舉。

　　金兵再來的時候，欽宗覺悟“和議之非”，又想起李綱來了，任命李綱為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

　　高宗即位。任李綱為宰相(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李綱銳意革新，改革弊政，充實國庫，整頓軍備，準備北伐。其堅決抗戰的主張，遭到黃潛善、王伯彥等投降派的反對，被視為眼中釘。在相位僅七十五天即被免職，放逐鄂州。

　　十幾年來，李綱就是這樣上上下下，屢遭貶謫。

　　三個皇帝，徽宗、欽宗、高宗，一個比一個昏庸。每個皇帝身邊都有一大堆漢奸、投降派，蔡京、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勛、李邦彥、蔡懋、唐恪、耿南仲、張邦昌、汪伯彥、黃潛善等，把持朝政，迫害忠良。

　　大廈將傾，獨木難支。

　　紹興十年，李綱在悲憤與憂郁中病逝。

　　為什麼，忠與奸的斗爭，如此艱難，且常以忠良枉死為結局?

　　第七案，名為“莫須有”案。

　　岳飛這個名字，在國人心目中是愛國者的別名。

　　現在有人否定岳飛是民族英雄，引了外國權威的話為證，大談“民族”一詞的含義。我國歷史上的英雄，深深植根於億萬人民的心中，像參天大樹，要想撼動他，決非易事。

　　在俄羅斯，無論走到哪里，總是可以看到一些巨大的戰爭紀念碑，英雄雕像以及被戰火摧毀的坦克、大炮、機車車廂等，整個俄羅斯可以說是一個戰爭博物館、英雄紀念堂，這個強悍的民族隨時都在向你展示他們驕人的戰績，謳歌他們偉大的民族英雄。他們擊敗了拿破侖，他們戰勝了希特勒。一種驕傲，一種不屈的精神，在俄羅斯人血液中流淌，表現為他們特有的民族氣質。而在我們這里，沒有那種強悍，沒有那種顯露無遺的驕傲。二戰的遺跡，與邊界那邊的俄羅斯相比，刻意保留的很少。我們的民族英雄，岳飛、林則徐，任由一些文人肆意貶低。

　　兩個民族，如此不同。

　　有關岳飛“愚忠”的討論，一直是個有趣的話題。

　　讀孔孟的經典，讀賈誼的“過秦論”，讀杜牧的“阿房宮賦”，讀黃宗羲的“原君”，讀馬基雅維利“君王論”，讀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總是搞不明白，為什麼我們需要皇帝?像秦始皇，殺人如麻。這樣的混世魔王，也是必不可少的嗎?

　　君王的權力，來自於人民。由于我們訂立了“契約”，將權力委托給他，他的職責，是為人民服務。

　　像徽宗、欽宗、高宗這樣的皇帝，金兵一來，嚇得魂不附體，兔子一般，只想逃命，罔顧其職責。

　　有時我想，請一個猴子來，戴上皇冠，恭奉於皇座上，也比徽、欽、高三宗強。至少，猴子不會下令，迫害忠良。如此，則李綱、宗澤、岳飛可以領導人民抗敵，豈不是好?

　　“契約”一說，對于我們中國人，是西方的毒藥。

　　我們中國人只相信孔孟之道。西風東漸，鬧過幾回批孔，不痛不癢，大成至圣文宣王，巍然屹立。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乃是天經地義。豈止是殺害了一個岳飛，那些昏君、暴君制造了多少劫難，到頭來，百姓們仍要俯伏塵埃，叩首歡呼，萬壽無疆。

　　“愚忠”的并非只有一個岳飛。時空轉換，已經到了二十一世紀，你到網上去看看，頌揚秦始皇的，仍大有人在。“萬壽無疆”的理念跨越時空。孔孟之道，控制中國人思想幾千年，如泰山。區區某人，想要掙脫他，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要去批評岳飛的“愚忠”，“愚忠”其實是一種美德，完全符合東方價值觀的教義。

　　關于岳飛，還有一個有趣的爭論：岳飛究竟是誰害死的?

　　在杭州西湖邊的岳飛廟里，早些年，人們經過秦檜像時，都要啐上一口。傳說秦的后人覺得很沒有面子，便把秦的鐵像悄悄投到西湖里。哪知整個湖水發出惡臭，人們循臭味找到秦檜像，把他重新安置在岳飛墓前。世人皆知，是秦檜害死了岳飛。

　　但文徵明就有不同認識。他在一首《滿江紅》中說，“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只怕中原復”。說的是高宗，只怕收復中原后，徽欽二宗回來，自己的皇帝做不成了。

　　正是高宗這種卑鄙污濁的心理害死了岳飛。

　　所以，跪在岳飛墓前的，應當是高宗。

　　只是讓高宗去跪岳飛，皇帝去跪臣子，不合規矩。中國人最講究規矩，圣人曰:“君君、臣臣”，上下有序。“臣罪當誅兮，吾皇圣明”，一切過錯都在臣子，皇帝總是圣明的。

　　審判四人幫時，我就有些疑惑，江青是何人?一個八級干部，她有多大能耐，可以將那些開國元勛一個接一個整倒，甚至迫害致死?

　　第八案，名為“謀逆”案。

　　明朝的太監，時常在朝廷中作祟，把軍國大事攪得一塌糊涂。英宗時鬧出“土木之變”。

　　蒙古人犯大同，太監王振鼓動英宗親征。兵部侍郎于謙力諫，不聽。第二天就出發，“事出倉卒，舉朝震駭”。五十萬大軍未至大同，糧草不繼，餓死者不計其數。進至大同，無法作戰，只得回師。王振是河北蔚州人，挾持英宗朝蔚州去，走了不遠，又恐大軍踏壞自己莊稼，改道向東去。到了土木堡，距懷來城已不遠，大軍欲入保懷來城，被王振所阻，因王振私人輜重千余輛未至。蒙軍追及，英宗被俘，王振被殺。

　　一個渾王，昏聵如此;一個佞臣，跋扈如此。國家大事，如何不壞?

　　“ 土木之變”，“勁甲精騎”死傷數十萬，北京城只剩數萬疲卒。人心驚恐，軍無斗志，一幫投降派大臣驚慌失措，主張放棄北京南遷。危難之際，兵部侍郎于謙挺身而出，嚴厲斥責投降派，堅決主張抗戰，在亂作一團的朝廷上力主誅殺王振余黨馬順。一面調集各路軍馬，部署北京保衛戰，軍民抗戰情緒空前高漲。蒙軍圍城，激戰五天，終被擊退。一個即將崩潰的國家，賴于謙之力，力挽狂瀾。

　　此后，于謙等擁立朱祁鈺為代宗皇帝，君臣一心，革除弊政，建立新軍，加強邊防，國力稍振，敵寇不敢入侵。

　　世事無常，禍生不測。本是大好局面，突然急轉直下。景泰八年，發生了“奪門之變”。

　　先前，于謙等將被俘的英宗迎回，奉為太上皇。景泰八年，代宗病重，權臣石亨等與太監曹吉祥密謀，“謂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幾個陰謀家擁英宗奪宮門而入，宣布太上皇復位。以“意欲迎外藩入繼大統”為罪名，坐《謀逆律》，斬于謙於市。

　　抄家的時候，發現于謙家“無余資”，沒有錢。只有正室鎖得很牢固，打開一看，都是皇帝所賜蟒衣劍器。

　　當官多年，家中居然抄不出錢來，如此清官，實在罕見。

　　于謙一死，蒙軍再來犯，皇帝就后悔了。旁侍的官說：“使于謙在，當不令寇至此。”帝為默然。

　　《明史》說于謙“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恃，為權奸所并嫉”。這是成化初為于謙平反冤獄時皇誥上的話。說得非常貼切，天下廣為傳頌。

　　我尊敬于謙，不僅因為他家中抄不出錢來，不僅因為他抗敵救國，力挽狂瀾，還因為他是一個偉大的詩人。

　　讀于謙的詩，就會有一股清氣，一股天地之間浩然之氣，令人激動不已。詩如其人，浩氣凌云，是于謙的本性。

　　于謙的《北風吹》、《詠煤炭》，還有那首極為膾炙人口的《石灰吟》：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只等閑。

　　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詩品、人品，輝映千古。

　　于謙之冤較之竇娥之冤更令人撕心裂肺。

　　第九案，名為“反間計”

　　袁崇煥這個名字，因為金鏞的緣故，廣為人知。

　　袁崇煥像磐石，橫亙在金兵入關的路上，堅不可摧。金兵幾次撞擊，如以卵擊石，頭破血流。

　　開創滿清大業的努爾哈赤，可謂是一代天驕。可是這位天驕，撞到袁崇煥這塊石頭上，一命嗚呼。

　　明天啟六年，雄才大略的努爾哈赤領十萬精兵圍攻寧遠。經略高第、總兵楊麒擁兵不救。一座孤城，很少的兵力，由袁從煥率領，英勇抗敵。這是戰爭史上一個經典的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例。結果金兵被擊退，努爾哈赤負重傷，并于是年死在沈陽。

　　這一仗充分顯示了袁崇煥的軍事指揮天才。自此，金兵聞其名而膽寒。袁崇煥升任遼東巡撫，崇禎時，再升為兵部尚書、薊遼總督。經過袁崇煥的苦心經營，寧遠、錦州一帶成為銅墻鐵壁。天啟七年，皇太極親率大兵圍錦州，被袁崇煥擊退，損失慘重。

　　雄心勃勃的皇太極，一心要攻明，又過不了袁崇煥這一關，大傷腦筋。

　　最終幫皇太極解開這道難題的是鼎鼎大名的漢奸范文程。

　　歷史上，每逢國家危亡之際，就有漢奸應運而生。外來之敵，常常是懵懵懂懂摸不著路徑。一些漢奸，聰明絕頂，運籌帷幄，幫著敵國來滅自己的國家。

　　就是這個漢奸范文程，深謀遠慮，為皇太極獻計，繞過袁崇煥，取道蒙古，以趨直隸之背。皇太極親率大軍，一路暢通，包圍北京。

　　袁崇煥率兵入援。皇太極不敢與之正面交鋒，用范文程反間之計，四兩撥千斤，大獲全勝。

　　現在看來，這是一個十分簡單的計謀，不知當年怎麼就瞞過了明朝皇帝和滿朝文武?金兵在被俘的楊太監面前“悄悄耳語”，說今日撤兵，與袁崇煥有密約，里應外合，成就大事。楊太監“佯臥”，“竊聞”其言，回去報告給崇禎。崇禎深信不疑，下袁崇煥於錦衣衛獄。

　　十二月下獄，次年八月殺袁崇煥。籍其家，無余資，是一個清官。

　　袁崇煥不死，清兵很難入關。他是明朝的一根頂梁柱，這根柱子一倒，再無人可以替代。

　　讀中國歷史，越讀越糊涂。

　　萬歷六年，明朝人口已達六千零六十九萬人。滿清人口男女老幼統共不過百萬人。一個六千萬人的大國，經濟發達，科技先進，被一個不足百萬人口的落后小國打得落花流水，是何原因?

　　是因為有一大批漢奸，諸如范文程、吳三桂、洪承疇、孔有德、尚可喜之流，為其出謀劃策，統兵作戰。

　　滅亡明朝的主力其實是漢人。他們后來雖然都升官發財，但始終是奴才，不是主子。

　　貪生怕死，貪圖富貴，出賣自己的祖國和人民，他們是一批可恥的敗類，應當把范文程之流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可是我們現在卻在為其大唱頌歌，將其與張良、諸葛亮、劉伯溫并列為杰出歷史人物。

　　在中國還有沒有是與非?

　　第十案，是“百日維新”案

　　百日維新，轟轟烈烈一百零三天，結果慈禧發動政變，光緒被囚於瀛臺，維新黨如鳥獸散，六君子被斬於菜市口。一段十分慘痛的歷史。

　　這段歷史究竟引出了什麼教訓?

　　其一，依照牛頓第一定律，質量是物體慣性大小的量度。中國這個國家，最大特點，是質量太大。五千年歷史，積淀太厚，如泰山，更兼數億人口，決定了中國巨大的質量。如此巨大的質量，其慣性超乎想象。像一個質量巨大的星球，沿著自己固有的軌道運行，要改變其運行方向和軌道，談何容易。有一本《趣味物理學》講到如果地球突然停止運轉會怎樣，那將是一場災難，所有地球表面上的東西都會被以極高的速度拋出去。因此，要想改變中國，首先必須充分認識和了解他巨大的質量所生成的慣性力。

　　一個并無實權的皇帝，一群毫無政治斗爭經驗的書生，二者結合，就要旋轉乾坤。康有為說：“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 就是這個“速”字，導致其最終失敗。在菜市口慷慨就義的康有仁，批評其兄：“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恰是一語中的。

　　在中國，任何激烈的變革，都是不適宜的。你不可能用很短的時間，猛烈地改變中國，因為它的質量太大。牛頓已經用他的科學告訴我們，這是不可能的。

　　辛亥革命不是成功了麼?采用暴力的方式，徹底推翻了滿清的封建統治。

　　辛亥革命是否真的成功，可以討論。事實是，辛亥革命并沒有給中國人帶來福祉，他帶來的是軍閥混戰。表面上看，革命是成功了，皇帝被打倒了。蔣總統取代了清皇帝。皇帝變為總統，不過是變更了一個名詞，但專制依舊，腐敗依舊，中國人民的痛苦依舊。

　　像是鐘擺，擺過去，再擺回來。又像只蒼蠅，飛了一個大圈，終又回到原點。

　　這就是我們中國，那些固有的東西太厲害了，孔孟之道，封建傳統和意識，已經成為我們中國文化DNA的一部分。

　　人心思變，換一撥人來治理中國一定比原先那幫人強麼?也許是前門緝盜，后門進賊。只要我們文化中的DNA不變，無論我們如何努力地鏟除雜草，后來滋生出來的，遺傳基因不變，仍是雜草。

　　改革者需要的是耐心和韌性，不是一蹴而就的幻想。

　　中國的改革，一定不能快，只能是一看、二慢、三通過。

　　其二，以慈禧為代表的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團)發動政變，保住了他們的政權和既得利益。他們沒有想到，改良派被壓下去，革命黨正好乘勢而起。革命黨比改良派更可怕，他們不是要在現有體制上修修補補，他們要使用暴力，徹底推翻舊政權。先是暴動，接著是社會動蕩。溥儀一伙被趕出故宮，惶惶然如喪家之犬，流落到天津，裝在許多大箱子里的財寶也被人掏空了。以后被日本人搞到東北當傀儡，幾乎性命難保。接著被蘇聯人捉去蹲大獄，嘗盡顛沛流離之苦。回來后又接受勞改，一生坎坷艱辛，正是慈禧作的孽。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團)既沒有保住他們的政權，也沒有保住他們的財產，他們的子孫后代甚至成了喪家之犬。從他們以后的遭遇來看，他們當初反對維新實在是愚蠢至極。“百日維新”，無論對改良派還是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團)，都是一次極好的機遇，如果兩方面都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就會有一個雙贏的局面，中國從此走向富強，他們也會從中得到好處。

　　有時我真想寫一篇文章，題目叫做“尋找共同點”，改革派與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團)是有一個共同點的，那就是，不要發生動亂。一旦發生動亂，改革派的理想灰飛煙滅，保守派則將失去他的一切，不僅既得利益難保難守，就是身家性命也難保障。民主與共和，是全世界的趨勢，就像地球的轉動一樣，無法逆轉。保守派當然是明白這一點的，他們之所以頑固，無非是想保住自己的利益，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保住自己兒孫們的福祉。但頑固不能太過分，慈禧的錯誤是太過分，不給改革派些許留一點發展空間。這位老太太，“戊戍政變”三年后終于認清了形勢，公布上諭：“決意變法，母子一心。”并仿照“百日維新”的做法，實行一系列“新政 ”。可惜，為時已晚，各種矛盾激化，終于發生革命。

　　“百日維新”也是一個舞臺，各種精英人物，紛紛上臺亮相。其中我最欣賞的是譚嗣同。

　　比較俄羅斯人的強悍，日本人的強悍，中國人的民族性里，缺少一點剛性。有一個帖子里說到世界上挨打最多的十個國家，中國位列其中。

　　在中國歷史上，像岳飛、譚嗣同這樣的英雄，歷代都有，但他們的下場都不大好。中國的統治者向來不大喜歡這類人，使用的方法是“槍打出頭鳥”。魯迅說：“別國的硬漢比中國多，也因為別國的淫刑不及中國的緣故。”

　　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中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引頸以對屠刀，全無怯色，何等慷慨。

　　我們中國最需要的，就是這樣的慷慨男兒。

　　“請自嗣同始”，五個字，如砧上鍛鋼，鏗鏘作響。我們這些渾渾噩噩的人，總該受到一些震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