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書連回應：大學排行榜沒有“潛規則”
2009-05-06 08:55:58新浪blog文章作者：武書連
從最近的教育新聞熱點可以看出，自從我2009年在大學評價體系中增加了對大學“抄襲剽竊永久降分”指標后，“潛規則”和索要“贊助費”等新聞就開始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也許因為某些人越來越明白：討論社會是否需要大學排名和大學排名是否科學已經沒有意義，而要推翻一個嚴謹的大學評價體系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直接把 “潛規則”、索要“贊助費”等新聞拋出去似乎更有效。在找不到“潛規則”、 “贊助費”后，就試圖把對大學正常的診斷咨詢劃為“潛規則”和“贊助費”，以此混淆視聽，繼而推翻大學排名。但是這種做法經不起時間的檢驗，新聞背后的事實將由時間來澄清，大學評價的客觀性是由表現大學屬性的數據支持的。
2004年和2006年，應成都理工大學的邀請，為了學校的長遠建設和發展，我為該校做了兩次有償診斷和咨詢（不是個人收入，是法人收入）。在此基礎上，為學校做了兩場咨詢報告。咨詢報告與通常意義的講學不同。通常意義的講學，是專業學科知識講授，可以在不同的大學宣講相同的內容。我所做的是以《中國大學評價》指標體系為基準，針對特定大學發展中的問題進行的分析和診斷。在分析和診斷的過程中，我會運用高等教育的一般發展規律，將特定大學與國內其他大學縱向比較，找出存在的差距；然后將校內各院系橫向比較，尋找其中的差異；這種比較可以細化到學科。經過這樣的分析和診斷，特定學校存在的問題一目了然。之后我會提出實現學校既定目標的對策，最后形成對學校中長期發展的建設性意見。
一、發展中的大學有對咨詢的需求
為大學診斷和咨詢，在過去是很難想象的。以前，誰會想到精英聚集的大學在發展中也會出現自己發現不了或者雖然發現了卻不知道怎樣解決才最合適的問題呢。當然，現在看來這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了：大學的書記校長是人不是神，任何類型的組織在發展過程中都會出現自己發現不了的問題。
大學對咨詢的需求以前社會看不到，現在通過我的咨詢行為，已經證明了這種需求確實存在。我的大部分工作時間用于為考生擇校服務，這部分時間不能用于大學診斷。因此盡管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盡管我明知連續加班有害健康可還得加班，但仍不能滿足大學對發展中的咨詢需求，不得不委婉的謝絕一些大學的邀請。我覺得，國家應當鼓勵更多的機構介入這一研究，以滿足大學的咨詢需求。大學的需求是社會需求的一部分，滿足大學的需求就是滿足社會的需求，對大學的貢獻就是對社會的貢獻。提高中國高等教育的整體水平、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就是大學在全社會的配合下，不斷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
在世界各國，能對企業進行診斷的機構很多，咨詢費動輒上百萬。可是，能對大學進行診斷的機構卻極少，因為大學診斷的門檻很高。門檻高的原因是由大學本身的復雜性和咨詢對象是高素質群體所決定的。對大學進行診斷和咨詢的難度遠高于對企業的診斷。如果咨詢者的最后結論不能使大學信服、對學校的發展沒有幫助，大學是沒有興趣的。這也是為什么那些排行榜制作機構（假設存在的話）找上門索要“贊助”通常會遭到學校拒絕。
二、咨詢費不是贊助費，有償咨詢沒有違反嚴守中立、三不主義
嚴守中立、三不主義（不在任何大學兼職、不與任何大學合作、不接受任何在大學工作的人參加課題組），是我從事大學評價十八年堅守的原則。當大學排行榜適應社會需要、逐漸深入人心、大學也發現了本校與其他大學的差距后，是接受大學的邀請，為學校提供專業咨詢，促進高等教育的發展，還是不接受大學的邀請，不與大學接觸，對于我來說，最初是一個困難的抉擇。《中國大學評價》課題組沒有國家撥款，自1992年至2003年連續12年間，《中國大學評價》所需費用全部來自課題組成員其他方面的收入，為社會提供的是無償服務。2003年以后大學評價走向經費自給。作為經常性固定收入的版稅和稿費，雖然可以維持大學評價的正常運行，但不足以使研究更深入。當然，我可以完全不理會大學的邀請，繼續用其他方面的收入，支持大學評價的研究。但是如果我開始與大學對話，就需要對工作時間重新分配。任何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為學校提供咨詢，就意味著把時間用于學校，意味著放棄其他方面收入對大學評價的支持。反復考慮之后，我選擇了逐漸放棄其他方面的收入，為大學提供診斷和咨詢。每當咨詢報告結束，獲得與會者的共鳴和長時間的掌聲時，我深感我的選擇是正確的。畢竟，我為大學做的診斷和咨詢只有很少的人能做到。
為大學診斷是很艱巨、很復雜、高度緊張且消耗時間的工作，需要付出辛勤的勞動。這一性質決定了每年的診斷次數都是有限的，且結果不能復制。
在現代社會，付出勞動、獲得報酬、依法納稅是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比照對企業的咨詢費用標準和國外大學的咨詢標準，中國大學支付的咨詢費是很低的。我相信，很少有其他機構愿意并且有能力以如此低廉的費用對一所數萬人的大學提供咨詢。這種由長期科研勞動產生的報酬，與 “贊助費”完全不同。“贊助費”是不需要付出如此艱辛的勞動的。
只要堅持不預先設定立場，不偏不倚地對待每一所大學，大學的名次是評價的結果，而不是事先的設定。那么，有償咨詢就沒有違反嚴守中立、三不主義。
在市場經濟下，我國所有的專家對外單位提供服務都是有償的。即使是國家財政全額提供工資和研究經費的大學的專家到其他大學和各行各業講學和咨詢也是有償的。我以自己十八年研究中國大學所獲得的專門知識服務于中國高等教育事業，是合理合法、正大光明的事情。
三、《中國大學評價》剛性透明的指標體系使“潛規則”不可能存在
問題是，為某所大學提供診斷和咨詢后，該所大學的排名是不是被評價者調整到一個不應有的名次上。如果有這種現象，那就有“潛規則”。如果沒有這種現象，即該所大學的排名是其實力的真實寫照，那就沒有“潛規則”。而要對這一點作出正確判斷，就需要了解形成大學排行榜的指標體系是不是可以重復。
我自1991年開始《中國大學評價》課題研究，1993年發表了我國第一個含人文社會科學在內的大學評價，在此之前的中國大學排名，均不包括人文社會科學。1997年以后，以學術論文的方式發表。作為學術論文的《中國大學評價》，已經將數據來源、指標體系、指標權重、專家意見征詢過程、評價公式等全部公開，評價方法完全透明，同行可以重復最終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公布后，2000年開始，以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為一級指標，以研究生培養、本科生培養、自然科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為二級指標，各二級指標下又有若干個三級指標，建立了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大學綜合評價體系，同年完成并發表《中國大學研究生院評價》。2002年，發表了我國第一個中國大學11個學科門、79個學科類、249個目錄內本科專業的評價，同年發表我國第一個中國大學研究生院11個學科門、80個一級學科、368個目錄內二級學科的評價。
在設計《中國大學評價》指標體系時，我全部使用了公開數據，目的是使任何機構或個人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重復和檢驗《中國大學評價》的結果。使用透明、剛性的評價體系，對評價者的行為加以限制，是我最初設計指標體系的理念之一。在這樣剛性的指標體系中，即使對某所大學進行過咨詢，也不可能修改這所大學的名次，同樣也不可能修改成都理工大學的名次，因為任何大學都可以通過重復來檢驗排名的可信度。可重復的指標體系，保證了在同一游戲規則下大學評價的客觀公正。
正是因為大學看到了我創建的《中國大學評價》體系的完整性、可重復性，以及我長期從事大學評價研究，了解大學發展的一般規律，才會邀請我對學校進行分析和診斷，提出咨詢意見。
觀察成都理工2000-2009連續10年的排名。10年間，該校在100名上下正常波動，10年平均名次是第99.6名。期間，學校經過了2000-2002，2004到2007兩次在100名之后上升，兩次都達到接近90名的位置；又經過2002-2004，2007-2009兩次下降，兩次均跌破100名。成都理工大學在2002年是第94名，也就是說，即使我沒去該校，該校也有能力達到100名之內。
成都理工作為地處西部的四川省屬大學，能保持在100名左右是需要自身做出很大努力的，我在學校看到的是成都理工大學堅持不懈的努力。
如果有人認為我特別處理了成都理工大學的數據，使該校排名上升，那么完全可以用重復來檢驗該校的名次。重復之后就能知道，成都理工大學名次的上升與下降都是正常的。我去過的大學，排名有上升的、有下降的、也有不升不降的。
當今社會，政府通過法律而不是權威治理國家，實現社會的公正、公平、正義。大學評價者通過遵守中立的評價規則實現評價結果的客觀公正。
四、直接接觸大學有意義嗎？
我放棄其他方面的收入，轉而直接接觸大學，是因為在直接觀察大學的過程中，一方面可以為學校的發展提出咨詢意見，另一方面，也有益于驗證和改善《中國大學評價》指標體系。一旦在給大學的診斷過程中發現值得借鑒的因素，我們會在第一時間將該因素融入《中國大學評價》體系。例如，雖然外界對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存在許多爭議，但是在我直接接觸大學時，發現各大學對本科教學評估高度認同，所以2008年起，我們將本科教學評估結果融入《中國大學評價》指標體系，更從2009年開始，對評估結果為優秀的大學的本科生培養做了加分。再如，在與教授們直接接觸中，我深深地體驗到了抄襲、剽竊對國家創新能力的摧殘，因此自2008年開始，增加了抄襲、剽竊降分指標，2009年增加了“抄襲剽竊永久降分”指標。對抄襲剽竊永久降分之后，我遭到了社會上一些人前所未有的非難。非難的主要工具就是本文開頭所說的“潛規則”、向大學索要“贊助費”，在找不到“潛規則”、 “贊助費”后，就試圖把正常的咨詢費劃為“贊助費”。對于這些人來說，對抄襲剽竊降分的懲罰觸動了他們的利益，是不能忍受的，但是對《中國大學評價》而言，只有推崇創新而不是抄襲，才能推動中國大學的科研活動健康發展。
五、我心目中理想的大學評價模式
那么，什么樣的模式是最理想的評價模式呢？這個問題在2003年中國大學評價走向市場之初就有記者向我提過。我現在的回答與六年前相同。
我理想的狀態是作為獨立的、不依附于大學的社會評價機構，在專門研究經費的支持下（國家撥款和機構資助都可以，最好是企業資助），我和我的團隊以全部時間、全部精力，專心致志地研究中國大學和世界大學的問題，對包括考生、考生家長、大學在內的整個社會提供免費服務。但是到哪里去找這些經費呢？
《中國大學評價》的結果，會使某些人感覺不舒服，他們還不理解這是一個平等競爭的時代，還不習慣與別人平等競爭。高等教育尤其應該體現平等競爭的明規則，而不是這些人習慣了的“潛規則”。按照公開透明剛性的指標體系產生的大學排名，表現了中國大學之間強烈的競爭性和競爭中起伏不定的態勢，改變了人們心目中大學位置不變的思維定式，打破了某些人習已為常的優越感，拓展了人們對于大學的看法和期待。上述種種，都有益于國家教育資源的合理分配，對促進中國出現更多優秀的大學有著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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